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

關(guan) 於(yu) 若幹曆史問題的決(jue) 議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第六屆中央委員會(hui) 擴大的第七次全體(ti) 會(hui) 議通過）

（一）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一九二一年產(chan) 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ti) 實踐相結合為(wei) 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dong) 同誌關(guan) 於(yu) 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我們(men) 黨(dang) 一成立，就展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毛澤東(dong) 同誌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的階段。在為(wei) 實現新民主主義(yi) 而進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奮鬥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zheng) 的三個(ge) 曆史時期中，我們(men) 黨(dang) 始終一貫地領導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向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yi) 和封建主義(yi) ，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zheng) ，取得了偉(wei) 大的成績和豐(feng) 富的經驗。黨(dang) 在奮鬥的過程中產(chan) 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dong) 同誌。毛澤東(dong) 同誌代表中國無產(chan) 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科學理論，創造地應用於(yu) 中國這樣的以農(nong) 民為(wei) 主要群眾(zhong) 、以反帝反封建為(wei) 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眾(zhong) 、情況極複雜、鬥爭(zheng) 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光輝地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guan) 於(yu) 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和斯大林關(guan) 於(yu) 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由於(yu) 堅持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路線，並向一切與(yu) 之相反的錯誤思想作了勝利的鬥爭(zheng) ，黨(dang) 才在三個(ge) 時期中取得了偉(wei) 大的成績，達到了今天這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的鞏固和統一，發展為(wei) 今天這樣強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餘(yu) 萬(wan) 黨(dang) 員，領導了擁有近一萬(wan) 萬(wan) 人民、近一百萬(wan) 軍(jun) 隊的中國解放區，形成為(wei) 全國人民抗日戰爭(zheng) 和解放事業(ye) 的偉(wei) 大的重心。

（二）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的第一個(ge) 時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經在共產(chan) 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偉(wei) 大的勝利。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全體(ti) 同誌，在這次大革命中，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發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nong) 民運動，推進並幫助了國民黨(dang) 的改組和國民革命軍(jun) 的建立，形成了東(dong) 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幹，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wei) 大鬥爭(zheng) ，在中國革命史上寫(xie) 下了極光榮的一章。但是，由於(yu) 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dang) 內(nei) 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ge) 革命，由於(yu) 當時帝國主義(yi) 和國民黨(dang) 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於(yu) 強大，特別是由於(yu) 在這次革命的最後一個(ge) 時期內(nei) （約有半年時間），黨(dang) 內(nei) 以陳獨秀為(wei) 代表的右傾(qing) 思想，發展為(wei) 投降主義(yi) 路線，在黨(dang) 的領導機關(guan) 中占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chan) 國際和斯大林同誌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dong) 同誌和其他同誌的正確意見，以至於(yu) 當國民黨(dang) 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dang) 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於(yu) 失敗了。

　　從(cong)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zheng) 爆發的十年間，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並且隻有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反革命的極端恐怖的統治下，全黨(dang) 團結一致地繼續高舉(ju) 著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導廣大的工人、農(nong) 民、士兵、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群眾(zhong) ，作了政治上、軍(jun) 事上和思想上的偉(wei) 大戰鬥。在這個(ge) 戰鬥中，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創造了紅軍(jun) ，建立了工農(nong) 兵代表會(hui) 議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分配了土地給貧苦的農(nong) 民，抗擊了當時國民黨(dang) 反動政府的進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的日本帝國主義(yi) 的侵略，使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yi) 的民族解放和社會(hui) 解放的事業(ye) ，取得了偉(wei) 大的成績。全黨(dang) 對於(yu) 企圖分裂黨(dang) 和實行叛黨(dang) 的托洛茨基陳獨秀派和羅章龍、張國燾等的反革命行為(wei) ，也同樣團結一致地進行了鬥爭(zheng) ，使黨(dang) 保證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總原則下的統一。在這十年內(nei) ，黨(dang) 的這個(ge) 總方針和為(wei) 實行這個(ge) 總方針的英勇奮鬥，完全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無數黨(dang) 員、無數人民和很多黨(dang) 外革命家，當時在各個(ge) 戰線上轟轟烈烈地進行革命鬥爭(zheng) ，他們(men) 的奮鬥犧牲、不屈不撓、前仆後繼的精神和功績，在民族的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沒有這一切，則抗日戰爭(zheng) 即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亦將因為(wei) 沒有一個(ge) 積蓄了人民戰爭(zheng) 豐(feng) 富經驗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作為(wei) 骨幹，而不能堅持和取得勝利。這是毫無疑義(yi) 的。

　　尤其值得我們(men) 慶幸的是，我們(men) 黨(dang) 以毛澤東(dong) 同誌為(wei) 代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應用於(yu) 中國條件的工作，在這十年內(nei) 有了很大的發展。我黨(dang) 終於(yu) 在土地革命戰爭(zheng) 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dong) 同誌在中央和全黨(dang) 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但是我們(men) 必須指出，在這十年內(nei) ，我黨(dang) 不僅(jin) 有了偉(wei) 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時期中也犯過一些錯誤。其中以從(cong) 黨(dang) 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屆中央委員會(hui) 第四次全體(ti) 會(hui) 議（六屆四中全會(hui) ）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hui) 議（遵義(yi) 會(hui) 議）這個(ge) 時期內(nei) 所犯政治路線、軍(jun) 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左”傾(qing) 錯誤，最為(wei) 嚴(yan) 重。這個(ge) 錯誤，曾經給了我黨(dang) 和中國革命以嚴(yan) 重的損失。

　　為(wei) 了學習(xi) 中國革命的曆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為(wei) “後車之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yi) 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dang) 同誌如同一個(ge) 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wei) 著獲得抗日戰爭(zheng) 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第六屆中央委員會(hui) 擴大的第七次全體(ti) 會(hui) 議（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hui) ）認為(wei) ：對於(yu) 這十年內(nei) 若幹黨(dang) 內(nei) 曆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hui) 至遵義(yi) 會(hui) 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在黨(dang) 內(nei) 曾經發生了“左”、右傾(qing) 的偏向。

　　以陳獨秀為(wei) 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yi) 者，這時對於(yu) 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yi) 者。他們(men) 采取了反動的托洛茨基主義(yi) 立場，認為(wei) 一九二七年革命後中國資產(chan) 階級對於(yu) 帝國主義(yi) 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於(yu) 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hui) 已經是所謂資本主義(yi) 占優(you) 勢並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hui) ；因此他們(men) 武斷地說中國資產(chan) 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chan) 階級隻有待到將來再去舉(ju) 行“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在當時就隻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hui) 議”為(wei) 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men) 反對黨(dang) 所進行的各種革命鬥爭(zheng) ，並汙蔑當時的紅軍(jun) 運動為(wei) 所謂“流寇運動”。他們(men) 不但不肯接受黨(dang) 的意見，放棄這種機會(hui) 主義(yi) 的取消主義(yi) 的反黨(dang) 觀點，而且還同反動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dang) 的小組織，因而不得不被驅逐出黨(dang) ，接著並墮落為(wei) 反革命。

　　另一方麵，由於(yu) 對國民黨(dang) 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yi) 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小資產(chan) 階級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黨(dang) 內(nei) ，使黨(dang) 內(nei) 的“左”傾(qing) 情緒也很快地發展起來了。這種“左”傾(qing) 情緒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dang) 中央的緊急會(hui) 議（八七會(hui) 議）上已經開端。八七會(hui) 議在黨(dang) 的曆史上是有功績的。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guan) 頭堅決(jue) 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yi) ，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dang) 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dang) 和人民群眾(zhong) 繼續革命的戰鬥，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麵。但是八七會(hui) 議在反對右傾(qing) 錯誤的時候，卻為(wei) “左”傾(qing) 錯誤開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借以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yi) 和命令主義(yi) （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的傾(qing) 向。它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yi) 的過火的黨(dang) 內(nei) 鬥爭(zheng) ，過分地或不適當地強調了領導幹部的單純的工人成分的意義(yi) ，並造成了黨(dang) 內(nei) 相當嚴(yan) 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這種“左”傾(qing) 情緒在八七會(hui) 議後繼續生長，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黨(dang) 中央的擴大會(hui) 議，就形成為(wei) “左”傾(qing) 的盲動主義(yi) （即冒險主義(yi) ）路線，並使“左”傾(qing) 路線第一次在黨(dang) 中央的領導機關(guan) 內(nei) 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時的盲動主義(yi) 者認為(wei) ，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中國革命的形勢是所謂“不斷高漲”（否認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因而他們(men) 仍然不但不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卻，反而不顧敵人的強大和革命失敗後的群眾(zhong) 情況，命令少數黨(dang) 員和少數群眾(zhong) 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yi) 。和這種政治上的冒險主義(yi) 同時，組織上的宗派主義(yi) 的打擊政策也發展了起來。但是由於(yu) 這個(ge) 錯誤路線一開始就引起了毛澤東(dong) 同誌和在白色區域工作的許多同誌的正確的批評和非難，並在實際工作中招致了許多損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這個(ge) “左”傾(qing) 路線的執行在許多地方已經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傾(qing) 路線的開始不到半年時間），就在全國範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上結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召開的黨(dang) 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它正確地肯定了中國社會(hui)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i) ，指出了引起現代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ge) 也沒有解決(jue) ，因此確定了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依然是資產(chan) 階級民主革命，並發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綱領。它正確地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liang) 個(ge) 革命高潮之間，指出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指出了黨(dang) 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yi) ，而是爭(zheng) 取群眾(zhong) 。它進行了兩(liang) 條戰線的鬥爭(zheng) ，批判了右的陳獨秀主義(yi) 和“左”的盲動主義(yi) ，特別指出了黨(dang) 內(nei) 最主要的危險傾(qing) 向是脫離群眾(zhong) 的盲動主義(yi) 、軍(jun) 事冒險主義(yi) 和命令主義(yi) 。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麵，第六次大會(hui) 也有其缺點和錯誤。它對於(yu) 中間階級的兩(liang) 麵性和反動勢力的內(nei) 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對於(yu) 大革命失敗後黨(dang) 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對於(yu) 農(nong) 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這些缺點和錯誤，雖然使得八七會(hui) 議以來的“左”傾(qing) 思想未能根本肅清，並被後來的“左”傾(qing) 思想所片麵發展和極端擴大，但仍然不足以掩蓋第六次大會(hui) 的主要方麵的正確性。黨(dang) 在這次大會(hui) 以後一個(ge) 時期內(nei) 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毛澤東(dong) 同誌在這個(ge) 時期內(nei) ，不但在實踐上發展了第六次大會(hui) 路線的正確方麵，並正確地解決(jue) 了許多為(wei) 這次大會(hui) 所不曾解決(jue) 或不曾正確地解決(jue) 的問題，而且在理論上更具體(ti) 地和更完滿地給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科學根據。在他的指導和影響之下，紅軍(jun) 運動已經逐漸發展成為(wei) 國內(nei) 政治的重要因素。黨(dang) 在白色區域的組織和工作，也有了相當的恢複。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間，還在黨(dang) 內(nei) 存在著的若幹“左”傾(qing) 思想和“左”傾(qing) 政策，又有了某些發展。在這個(ge) 基礎上，遇著時局的對革命有利的變動，便發展成為(wei) 第二次的“左”傾(qing) 路線。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蔣馮(feng) 閻戰爭(zheng) 爆發後的國內(nei) 形勢的刺激下，黨(dang) 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誌領導，在六月十一日通過了“左”傾(qing) 的《新的革命高潮與(yu) 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jue) 議案，使“左”傾(qing) 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央的領導機關(guan) 。產(chan) 生這次錯誤路線（李立三路線）的原因，是由於(yu) 李立三同誌等不承認革命需要主觀組織力量的充分準備，認為(wei) “群眾(zhong) 隻要大幹，不要小幹”，因而認為(wei) 當時不斷的軍(jun) 閥戰爭(zheng) ，加上紅軍(jun) 運動的初步發展和白區工作的初步恢複，就已經是具備了可以在全國“大幹”（武裝起義(yi) ）的條件；由於(yu) 他們(men) 不承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wei) 革命危機在全國各地都有同樣的生長，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yi) ，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發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並汙蔑毛澤東(dong) 同誌在長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nong) 村根據地，以農(nong) 村來包圍城市，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極端錯誤的”“農(nong) 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yu) 保守觀念”；由於(yu) 他們(men) 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wei) 中國革命的總爆發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總爆發，而中國革命又必須在世界革命的總爆發中才能成功；由於(yu) 他們(men) 不承認中國資產(chan) 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為(wei) 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向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轉變的開始，並因此規定了若幹不適時宜的“左”傾(qing) 政策。在這些錯誤認識下，立三路線的領導者定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yi) 和集中全國紅軍(jun) 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後又將黨(dang) 、青年團、工會(hui) 的各級領導機關(guan) ，合並為(wei) 準備武裝起義(yi) 的各級行動委員會(hui) ，使一切經常工作陷於(yu) 停頓。在這些錯誤決(jue) 定的形成和執行過程中，立三同誌拒絕了許多同誌的正確的批評和建議，並在黨(dang) 內(nei) 強調地反對所謂“右傾(qing) ”，在反“右傾(qing) ”的口號下錯誤地打擊了黨(dang) 內(nei) 不同意他的主張的幹部，因而又發展了黨(dang) 內(nei) 的宗派主義(yi) 。這樣，立三路線的形態，就比第一次“左”傾(qing) 路線更為(wei) 完備。

　　但是立三路線在黨(dang) 內(nei) 的統治時間也很短（不到四個(ge) 月時間）。因為(wei) 凡實行立三路線的地方都使黨(dang) 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損失，廣大的幹部和黨(dang) 員都要求糾正這一路線。特別是毛澤東(dong) 同誌，他不但始終沒有讚成立三路線，而且以極大的忍耐心糾正了紅一方麵軍(jun) 中的“左”傾(qing) 錯誤，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jun) 在這個(ge) 時期內(nei) 不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利用了當時蔣馮(feng) 閻戰爭(zheng) 的有利形勢而得到了發展，並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jun) ，除個(ge) 別地區外，也得到了大體(ti) 相同的結果。在白區，也有許多做實際工作的同誌，經過黨(dang) 的組織起來反對立三路線。

　　一九三〇年九月黨(dang) 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hui) 第三次全體(ti) 會(hui) 議（六屆三中全會(hui) ）及其後的中央，對於(yu) 立三路線的停止執行是起了積極作用的。雖然六屆三中全會(hui) 的文件還表現了對立三路線調和妥協的精神（如否認它是路線錯誤，說它隻是“策略上的錯誤”等），雖然六屆三中全會(hui) 在組織上還繼續著宗派主義(yi) 的錯誤，但是六屆三中全會(hui) 既然糾正了立三路線對於(yu) 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yi) 和集中全國紅軍(jun) 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複了黨(dang) 、團、工會(hui) 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因而它就結束了作為(wei) 立三路線主要特征的那些錯誤。立三同誌本人，在六屆三中全會(hui) 上也承認了被指出的錯誤，接著就離開了中央的領導地位。六屆三中全會(hui) 後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補充決(jue) 議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號通告中，進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誌等的路線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hui) 的調和錯誤。當然，無論六屆三中全會(hui) 或其後的中央，對於(yu) 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都沒有加以清算和糾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會(hui) 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一直存在於(yu) 黨(dang) 內(nei) 的若幹“左”傾(qing) 思想和“左”傾(qing) 政策，在六屆三中全會(hui) 上和六屆三中全會(hui) 後還是濃厚地存在著。但是六屆三中全會(hui) 及其後的中央既然對於(yu) 停止立三路線作了上述有積極作用的措施，當時全黨(dang) 同誌就應該在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以求反“左”傾(qing) 錯誤的貫徹。

　　但在這時，黨(dang) 內(nei) 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鬥爭(zheng) 經驗的犯“左”傾(qing) 教條主義(yi) 錯誤的同誌，在陳紹禹（王明）同誌的領導之下，卻又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yi) 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屆三中全會(hui) 後的中央了。他們(men) 的鬥爭(zheng) ，並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徹底清算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以及黨(dang) 內(nei) 從(cong) 八七會(hui) 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著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幹“左”傾(qing) 思想和“左”傾(qing) 政策；在當時發表的陳紹禹同誌的《兩(liang) 條路線》即《為(wei) 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zheng) 》的小冊(ce) 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ge) 在新的形態下，繼續、恢複或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qing) 思想“左”傾(qing) 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qing) 思想在黨(dang) 內(nei) 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形成為(wei) 新的“左”傾(qing) 路線。

　　陳紹禹同誌領導的新的“左”傾(qing) 路線雖然也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左”傾(qing) 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hui) 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是它指責六屆三中全會(hui) “對立三路線的一貫右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的理論與(yu) 實際，未加以絲(si) 毫揭破和打擊”，指責第九十六號通告沒有看出“右傾(qing) 依然是目前黨(dang) 內(nei) 主要危險”。新的“左”傾(qing) 路線在中國社會(hui) 性質、階級關(guan) 係的問題上，誇大資本主義(yi) 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誇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chan) 階級鬥爭(zheng) 、反富農(nong) 鬥爭(zheng) 和所謂“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成分”的意義(yi) ，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dang) 的任務問題上，它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dang) 在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認為(wei) 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很快地即將包括一個(ge) 或幾個(ge) 有中心城市在內(nei) 的主要省份。它並從(cong) “左”的觀點汙蔑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jun) 和工農(nong) 兵代表會(hui) 議政府，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dang) 內(nei) 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實際工作中的機會(hui) 主義(yi) ”和“富農(nong) 路線”。在組織上，這條新的“左”傾(qing) 路線的代表者們(men) 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dang) 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誌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地在黨(dang) 員中號召成立臨(lin) 時的中央領導機關(guan) ，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行”這一路線的“鬥爭(zheng) 幹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guan) ”等，因而造成了當時黨(dang) 內(nei) 的嚴(yan) 重危機。這樣，雖然新的“左”傾(qing) 路線並沒有主張在中心城市組織起義(yi) ，在一個(ge) 時期內(nei) 也沒有主張集中紅軍(jun) 進攻中心城市，但是整個(ge) 地說來，它卻比立三路線的“左”傾(qing) 更堅決(jue) ，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也更完備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黨(dang) 在這些以陳紹禹同誌為(wei) 首的“左”的教條主義(yi) 宗派主義(yi) 分子從(cong) 各方麵進行壓迫的情勢之下，也在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yi) 錯誤的同誌對於(yu) 他們(men) 實行妥協和支持的情勢之下，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hui) 。這次會(hui) 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傾(qing) 路線，使它在中央領導機關(guan) 內(nei) 取得勝利，而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zheng) 時期“左”傾(qing) 路線對黨(dang) 的第三次統治。六屆四中全會(hui) 直接實現了新的“左”傾(qing) 路線的兩(liang) 項互相聯係的錯誤綱領：反對所謂“目前黨(dang) 內(nei) 主要危險”的“右傾(qing) ”，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guan) ”。盡管六屆四中全會(hui) 在形式上還是打著反立三路線、反“調和路線”的旗幟，它的主要政治綱領實質上卻是“反右傾(qing) ”。六屆四中全會(hui) 雖然在它自己的決(jue) 議上沒有作出關(guan) 於(yu) 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黨(dang) 的具體(ti) 政治任務的規定，而隻是籠統地反對所謂“右傾(qing) ”和所謂“實際工作中的機會(hui) 主義(yi) ”；但是在實際上，它是批準了那個(ge) 代表著當時黨(dang) 內(nei) “左”傾(qing) 思想，即在當時及其以後十多年內(nei) 還繼續被人們(men) 認為(wei) 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陳紹禹同誌的小冊(ce) 子——《兩(liang) 條路線》即《為(wei) 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zheng) 》；而這個(ge) 小冊(ce) 子，如前麵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個(ge) 完全錯誤的“反右傾(qing) ”的“左”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的總綱領。在這個(ge) 綱領下麵，六屆四中全會(hui) 及其後的中央，一方麵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yi) 和宗派主義(yi) 的同誌到中央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麵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誌，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同誌為(wei) 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誌，並在六屆四中全會(hui) 後接著就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誌。其實，當時的所謂“右派”，主要地是六屆四中全會(hui) 宗派主義(yi) 的“反右傾(qing) ”鬥爭(zheng) 的產(chan) 物。這些人中間也有後來成為(wei) 真正右派並墮落為(wei) 反革命而被永遠驅逐出黨(dang) 的以羅章龍為(wei) 首的極少數的分裂主義(yi) 者，對於(yu) 他們(men) ，無疑地是應該堅決(jue) 反對的；他們(men) 之成立並堅持第二黨(dang) 的組織，是黨(dang) 的紀律所絕不容許的。至於(yu) 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幾個(ge) 黨(dang) 的重要幹部，他們(men) 為(wei) 黨(dang) 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zhong) 有很好的聯係，並且接著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麵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yi) 。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瞿秋白同誌，是當時黨(dang) 內(nei) 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以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麵），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同誌的無產(chan) 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men) 紀念的。六屆四中全會(hui) 這種對於(yu) 中央機關(guan) 的“改造”，同樣被推廣於(yu) 各個(ge) 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地方組織。六屆四中全會(hui) 以後的中央，比六屆三中全會(hui) 及其以後的中央更著重地更有係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guan) 或新的領導幹部，以此來貫徹其“反右傾(qing) ”的鬥爭(zheng) 。

　　在六屆四中全會(hui) 以後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發表的決(jue) 議，表示新的“左”傾(qing) 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ti) 的運用和發展。接著，中國連續發生了許多重大事變。江西中央區紅軍(jun) 在毛澤東(dong) 同誌的正確領導和全體(ti) 同誌的積極努力之下，在六屆四中全會(hui) 後的中央還沒有來得及貫徹其錯誤路線的情況之下，取得了粉碎敵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圍剿”的巨大勝利；其他多數革命根據地和紅軍(jun) ，在同一時期和同一情況下，也得到了很多的勝利和發展。另一方麵，日本帝國主義(yi) 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開始的進攻，又激起了全國民族民主運動的新的高漲。新的中央對於(yu) 這些事變所造成的新形勢，一開始就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它過分地誇大了當時國民黨(dang) 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忽視了“九一八”以後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民主要求，強調了日本帝國主義(yi) 和其他帝國主義(yi) 是要一致地進攻蘇聯的，各帝國主義(yi) 和中國各反革命派別甚至中間派別是要一致地進攻中國革命的，並斷定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因此它繼續主張打倒一切，認為(wei) 當時“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yu) 革命的決(jue) 死鬥爭(zheng) ”；因此它又提出了紅軍(jun) 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地實行武裝工農(nong) 、各企業(ye) 總罷工等許多冒險的主張。這些錯誤，最先表現於(yu)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於(yu) 工農(nong) 紅軍(jun) 衝(chong) 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chan) 生的緊急任務決(jue) 議》，並在後來臨(lin) 時中央的或在臨(lin) 時中央領導下作出的《關(guan) 於(yu) 日本帝國主義(yi) 強占滿洲事變的決(jue) 議》（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關(guan) 於(yu) 爭(zheng) 取革命在一省與(yu) 數省首先勝利的決(jue) 議》（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關(guan) 於(yu) 一二八事變的決(jue) 議》（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爭(zheng) 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內(nei) 機會(hui) 主義(yi) 的動搖》（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區中央局關(guan) 於(yu) 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yi) 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yu) 擴大民族革命戰爭(zheng) 運動周的決(jue) 議》（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機的增長與(yu) 北方黨(dang) 的任務》（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繼續和發揮。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以秦邦憲（博古）同誌為(wei) 首的臨(lin) 時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yi) 會(hui) 議止，是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的繼續發展的時期。其間，臨(lin) 時中央因為(wei) 白區工作在錯誤路線的領導下遭受嚴(yan) 重損失，在一九三三年初遷入江西南部根據地，更使他們(men) 的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據地和鄰近各根據地進一步地貫徹執行。在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據地黨(dang) 代表大會(hui) 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區中央局的寧都會(hui) 議，雖然已經根據六屆四中全會(hui) 的“反右傾(qing) ”和“改造各級領導機關(guan) ”的錯誤綱領，汙蔑過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據地的正確路線為(wei) “富農(nong) 路線”和“極嚴(yan) 重的一貫的右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錯誤”，並改變了正確的黨(dang) 的領導和軍(jun) 事領導；但是因為(wei) 毛澤東(dong) 同誌的正確戰略方針在紅軍(jun) 中有深刻影響，在臨(lin) 時中央的錯誤路線尚未完全貫徹到紅軍(jun) 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zheng) 仍然得到了勝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zheng) 中，極端錯誤的戰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在其他許多政策上，特別是對於(yu) 福建事變的政策上，“左”傾(qing) 路線的錯誤也得到了完全的貫徹。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臨(lin) 時中央召集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hui) 第五次全體(ti) 會(hui) 議（六屆五中全會(hui) ），是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發展的頂點。六屆五中全會(hui) 不顧“左”傾(qing) 路線所造成的中國革命運動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來國民黨(dang) 統治區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的挫折，盲目地判斷“中國的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判斷第五次反“圍剿”的鬥爭(zheng) “即是爭(zheng) 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zheng) ”，說這一鬥爭(zheng) 將決(jue) 定中國的“革命道路與(yu) 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它又重複立三路線的觀點，宣稱“在我們(men) 已將工農(nong) 民主革命推廣到中國重要部分的時候，實行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將成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的基本任務，隻有在這個(ge) 基礎上，中國才會(hui) 統一，中國民眾(zhong) 才會(hui) 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反對對右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的調和態度”和反對“用兩(liang) 麵派的態度在實際工作中對黨(dang) 的路線怠工”等口號之下，它繼續發展了宗派主義(yi) 的過火鬥爭(zheng) 和打擊政策。

　　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zheng) 的失敗和紅軍(jun) 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左”傾(qing) 路線在退出江西和長征的軍(jun) 事行動中又犯了逃跑主義(yi) 的錯誤，使紅軍(jun) 繼續受到損失。黨(dang) 在其他絕大多數革命根據地（閩浙贛區、鄂豫皖區、湘鄂贛區、湘贛區、湘鄂西區、川陝區）和廣大白區的工作，也同樣由於(yu) “左”傾(qing) 路線的統治而陷於(yu) 失敗。統治過鄂豫皖區和川陝區的張國燾路線，則除了一般的“左”傾(qing) 路線之外，還表現為(wei) 特別嚴(yan) 重的軍(jun) 閥主義(yi) 和在敵人進攻麵前的逃跑主義(yi) 。

　　以上這些，就是第三次統治全黨(dang) 的、以教條主義(yi) 分子陳紹禹秦邦憲二同誌為(wei) 首的、錯誤的“左”傾(qing) 路線的主要內(nei) 容。

　　犯教條主義(yi) 錯誤的同誌們(men) 披著“馬列主義(yi) 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hui) 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在黨(dang) 內(nei) 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jun) 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wei) 充分和完整，在全黨(dang) 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這個(ge) 路線錯誤的同誌，在很長時期內(nei) ，卻在所謂“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等武斷詞句下，竭力吹噓同事實相反的六屆四中全會(hui) 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不朽的成績”，完全歪曲了黨(dang) 的曆史。

　　在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時期中，以毛澤東(dong) 同誌為(wei) 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誌們(men) ，是同這條“左”傾(qing) 路線完全對立的。他們(men) 不讚成並要求糾正這條“左”傾(qing) 路線，因而他們(men) 在各地的正確領導，也就被六屆四中全會(hui) 以來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組織或人員所推翻了。但是“左”傾(qing) 路線在實際工作中的不斷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不斷失敗，開始在更多的領導幹部和黨(dang) 員群眾(zhong) 麵前暴露了這一路線的錯誤，引起了他們(men) 的懷疑和不滿。在中央所在地區紅軍(jun) 長征開始後，這種懷疑和不滿更加增長，以至有些曾經犯過“左”傾(qing) 錯誤的同誌，這時也開始覺悟，站在反對“左”傾(qing) 錯誤的立場上來了。於(yu) 是廣大的反對“左”傾(qing) 路線的幹部和黨(dang) 員，都在毛澤東(dong) 同誌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dong) 同誌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yi) 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hui) 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qing) 路線在黨(dang) 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guan) 頭挽救了黨(dang) 。

　　遵義(yi) 會(hui) 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jue) 定意義(yi) 的軍(jun) 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hui) 議開始了以毛澤東(dong) 同誌為(wei) 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dang) 內(nei) 最有曆史意義(yi) 的轉變。也正是由於(yu) 這一轉變，我們(men) 黨(dang) 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並鍛煉了黨(dang) 和紅軍(jun) 的基幹，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並實行成立第二黨(dang) 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qing) 路線所造成的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正確地領導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運動，正確地解決(jue) 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神聖的抗日戰爭(zheng) 的爆發。

　　遵義(yi) 會(hui) 議後，黨(dang) 中央在毛澤東(dong) 同誌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左”傾(qing) 路線在政治上、軍(jun) 事上、組織上都被逐漸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來，毛澤東(dong) 同誌所領導的全黨(dang) 反對主觀主義(yi) 、宗派主義(yi) 、黨(dang) 八股的整風運動和黨(dang) 史學習(xi) ，更從(cong) 思想根源上糾正了黨(dang) 的曆史上曆次“左”傾(qing) 以及右傾(qing) 的錯誤。過去犯過“左”、右傾(qing) 錯誤的同誌，在長期體(ti) 驗中，絕大多數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做過了許多有益於(yu) 黨(dang) 和人民的工作。這些同誌，和其他廣大同誌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認識上互相團結起來了。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hui) 欣幸地指出：我黨(dang) 經過了自己的各種成功和挫折，終於(yu) 在毛澤東(dong) 同誌領導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jun) 事上，第一次達到了現在這樣高度的鞏固和統一。這是快要勝利了的黨(dang) ，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戰勝了的黨(dang) 。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hui) 認為(wei) ：關(guan) 於(yu) 抗日時期黨(dang) 內(nei) 的若幹曆史問題，因為(wei) 抗日階段尚未結束，留待將來做結論是適當的。

（四）

　　為(wei) 了使同誌們(men) 進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的錯誤，以利於(yu) “懲前毖後”，不在今後工作上重犯這類錯誤起見，特分別指出它們(men) 在政治上、軍(jun) 事上、組織上、思想上同正確路線相違抗的主要內(nei) 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誌所指出和毛澤東(dong) 同誌所詳細分析過的，現階段的中國，是一個(ge)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九一八”以後部分地變為(wei) 殖民地）；這個(ge) 國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是國際無產(chan) 階級已在蘇聯勝利，中國無產(chan) 階級已有政治覺悟時代的民族民主革命。這就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無產(chan) 階級領導的、以工人農(nong) 民為(wei) 主體(ti) 而有其他廣大社會(hui) 階層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區別於(yu) 舊民主主義(yi) 又區別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的新民主主義(yi) 的革命。由於(yu) 現階段的中國是在強大而又內(nei) 部互相矛盾的幾個(ge) 帝國主義(yi) 國家和中國封建勢力統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其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統一性，這就規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的發展之極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國的勝利不能不經曆長期的曲折的鬥爭(zheng) ；同時又使這一鬥爭(zheng) 能廣泛地利用敵人的矛盾，在敵人的統治比較薄弱的廣大地區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裝的革命根據地。為(wei) 中國革命實踐所證明的中國革命的上述基本特點和基本規律，既為(wei) 一切右傾(qing) 路線所不了解和違抗，也為(wei) 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所不了解和違抗。“左”傾(qing) 路線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個(ge) 主要方麵的錯誤：

　　第一，各次“左”傾(qing) 路線首先在革命任務和階級關(guan) 係的問題上犯了錯誤。和斯大林同誌一樣，毛澤東(dong) 同誌還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就不但指出中國現階段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別指出農(nong) 民的土地鬥爭(zheng) 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內(nei) 容，中國的資產(chan) 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就是農(nong) 民革命，因此對於(yu) 農(nong) 民鬥爭(zheng) 的領導是中國無產(chan) 階級在資產(chan) 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務。在土地革命戰爭(zheng) 初期，他又指出中國所需要的仍是資產(chan) 階級民主革命，“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yi) 革命”，才談得上社會(hui) 主義(yi) 的前途；指出土地革命因為(wei) 革命在城市的失敗有了更大的意義(yi) ，“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隻有農(nong) 民鬥爭(zheng) 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nong) 民鬥爭(zheng) 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yu) 革命本身的”；指出大資產(chan) 階級叛變革命之後，自由資產(chan) 階級仍然和買(mai) 辦資產(chan) 階級有區別，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國主義(yi) 的階層還是很廣泛的，因此必須正確地對待和盡可能地聯合或中立各種不同的中間階級，而在鄉(xiang) 村中則必須正確地對待中農(nong) 和富農(nong) （“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同時堅決(jue) 地團結中農(nong) ，保護富裕中農(nong) ，給富農(nong) 以經濟的出路，也給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凡此都是新民主主義(yi) 的基本思想，而“左”傾(qing) 路線是不了解和反對這些思想的。雖然各次“左”傾(qing) 路線所規定的革命任務，許多也還是民主主義(yi) 的，但是它們(men) 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的一定界限，並主觀地急於(yu) 要超過民主革命；都低估農(nong) 民反封建鬥爭(zheng) 在中國革命中的決(jue) 定作用；都主張整個(ge) 地反對資產(chan) 階級以至上層小資產(chan) 階級。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更把反資產(chan) 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強調反對富農(nong) 。特別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國階級關(guan) 係有了一個(ge) 明顯的巨大的變化，但是當時的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則不但不認識這個(ge) 變化，反而把同國民黨(dang) 反動統治有矛盾而在當時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斷定為(wei) 所謂“最危險的敵人”。應當指出，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的代表者也領導了農(nong) 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反抗當時國民黨(dang) 政府的進攻，這些任務都是正確的；但是由於(yu) 上述的“左”傾(qing) 認識，他們(men) 就錯誤地害怕承認當時的紅軍(jun) 運動是無產(chan) 階級領導的農(nong) 民運動，錯誤地反對所謂“農(nong) 民特殊革命性”、“農(nong) 民的資本主義(yi) ”和所謂“富農(nong) 路線”，而實行了許多超民主主義(yi) 的所謂“階級路線”的政策，例如消滅富農(nong) 經濟及其他過左的經濟政策、勞動政策，一切剝削者均無參政權的政權政策，強調以共產(chan) 主義(yi) 為(wei) 內(nei) 容的國民教育政策，對知識分子的過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運工作和過左的肅反政策等，而使當前的革命任務被歪曲，使革命勢力被孤立，使紅軍(jun) 運動受挫折。同樣，應當指出，我黨(dang) 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的國民黨(dang) 統治區中，一貫堅持地領導了人民的民族民主運動，領導了工人及其他群眾(zhong) 的經濟鬥爭(zheng) 和革命的文化運動，反對了當時國民黨(dang) 政府出賣民族利益和壓迫人民的政策；特別是“九一八”以後，我黨(dang) 領導了東(dong) 北抗日聯軍(jun) ，援助了“一二八”戰爭(zheng) 和察北抗日同盟軍(jun) ，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個(ge) 條件下紅軍(jun) 願同國民黨(dang) 軍(jun) 隊聯合抗日，在六個(ge) 條件下願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hui) ，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表了《為(wei) 抗日救國告全體(ti) 同胞書(shu) 》，號召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jun) 等，這些也都是正確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統治時期，由於(yu) 指導政策的錯誤，不能在實際上正確地解決(jue) 問題，以致當時黨(dang) 在國民黨(dang) 統治區的工作也都沒有得到應有的結果，或歸於(yu) 失敗。當然，在抗日問題上，在當時還不能預料到代表中國大地主大資產(chan) 階級主要部分的國民黨(dang) 主要統治集團在一九三五年的華北事變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以後所起的變化，但是中間階層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chan) 階級的地方集團已經發生了成為(wei) 抗日同盟者的變化，這個(ge) 變化是廣大黨(dang) 員和人民都已經認識了的，卻被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所忽視或否認，形成了自己的嚴(yan) 重的關(guan) 門主義(yi) ，使自己遠落於(yu) 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後。這個(ge) 關(guan) 門主義(yi) 錯誤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後的狀況，在遵義(yi) 會(hui) 議以前，基本上是沒有改變的。

　　第二，各次“左”傾(qing) 路線在革命戰爭(zheng) 和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上，也犯了錯誤。斯大林同誌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you) 點之一。”和斯大林同誌一樣，毛澤東(dong) 同誌在土地革命戰爭(zheng) 初期即已正確指出，由於(yu)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缺乏民主和工業(ye) 的不統一的大國，武裝鬥爭(zheng) 和以農(nong) 民為(wei) 主體(ti) 的軍(jun) 隊，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zheng) 形式和組織形式。毛澤東(dong) 同誌又指出：廣大農(nong) 民所在的廣大鄉(xiang) 村，是中國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陣地（革命的鄉(xiang) 村可以包圍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脫離鄉(xiang) 村）；中國可以而且必須建立武裝的革命根據地，以為(wei) 全國勝利（全國的民主統一）的出發點。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由於(yu) 國共合作建立了聯合政府，當時的根據地是以某些大城市為(wei) 中心的，但是即在那個(ge) 時期，也必須在無產(chan) 階級領導下建立以農(nong) 民為(wei) 主體(ti) 的人民軍(jun) 隊，並解決(jue) 鄉(xiang) 村土地問題，以鞏固根據地的基礎。而在土地革命戰爭(zheng) 時期，由於(yu) 強大的反革命勢力占據了全國的城市，這時的根據地就隻能主要地依靠農(nong) 民遊擊戰爭(zheng) （而不是陣地戰），在反革命統治薄弱的鄉(xiang) 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發展和鞏固起來。毛澤東(dong) 同誌指出這種武裝的鄉(xiang) 村革命根據地在中國存在的曆史條件，是中國的“地方的農(nong) 業(ye) 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yi) 經濟）和帝國主義(yi) 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是由此而來的“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zheng) ”。他又指出這種根據地對於(yu) 中國革命的曆史意義(yi) ，是“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zhong) 的信仰，如蘇聯之於(yu) 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nei) 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jun) ，成為(wei) 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至於(yu) 這個(ge) 時期的城市群眾(zhong) 工作，則應如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劉少奇同誌所主張的，采取以防禦為(wei) 主（不是以進攻為(wei) 主），盡量利用合法的機會(hui) 去工作（而不是拒絕利用合法），以便使黨(dang) 的組織深入群眾(zhong) ，長期蔭蔽，積蓄力量，並隨時輸送自己的力量到鄉(xiang) 村去發展鄉(xiang) 村武裝鬥爭(zheng) 力量，借此以配合鄉(xiang) 村鬥爭(zheng) ，推進革命形勢，為(wei) 其主要方針。因此，直至整個(ge) 形勢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條件時為(wei) 止，中國革命運動應該以鄉(xiang) 村工作為(wei) 主，城市工作為(wei) 輔；革命在鄉(xiang) 村的勝利和在城市的暫時不能勝利，在鄉(xiang) 村的進攻和在城市的一般處於(yu) 防禦，以至在這一鄉(xiang) 村的勝利及進攻和在另一鄉(xiang) 村的失敗、退卻和防禦，就織成了在這一時期中全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錯的圖畫，也就鋪成了在這一形勢下革命由失敗到勝利的必經道路。但是各次“左”傾(qing) 路線的代表者，因為(wei) 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hui) 的特點，不了解中國資產(chan) 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nong) 民革命，不了解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長期性，就從(cong) 而低估了軍(jun) 事鬥爭(zheng) 特別是農(nong) 民遊擊戰爭(zheng) 和鄉(xiang) 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就從(cong) 而反對所謂“槍杆子主義(yi) ”和所謂“農(nong) 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yu) 保守觀念”，而總是夢想這時城市的工人鬥爭(zheng) 和其他群眾(zhong) 鬥爭(zheng) 能突然衝(chong) 破敵人的高壓而勃興(xing) ，而發動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yi) ，而達到所謂“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而形成所謂全國革命高潮和全國勝利，並以這種夢想作為(wei) 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實際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階級力量對比的整個(ge) 形勢下，這種夢想的結果不是別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敗。第一次“左”傾(qing) 路線這樣失敗了，第二次“左”傾(qing) 路線仍然繼續同樣的錯誤；所不同的，是要求紅軍(jun) 的配合，因為(wei) 這時紅軍(jun) 已經逐漸長大了。第二次失敗了，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準備武裝起義(yi) ；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紅軍(jun) 的占領，因為(wei) 這時紅軍(jun) 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這樣不以當時的城市工作服從(cong) 鄉(xiang) 村工作，而以當時的鄉(xiang) 村工作服從(cong) 城市工作的結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敗以後，鄉(xiang) 村工作的絕大部分也遭到失敗。應當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後，由於(yu) 紅軍(jun) 對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別是由於(yu) 國民黨(dang) 的大舉(ju) 進攻，實際上已經停止了奪取中心城市的行動；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後，又由於(yu) 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壞，臨(lin) 時中央也離開了城市而遷入了鄉(xiang) 村根據地，實行了一個(ge) 轉變。但是這種轉變，對於(yu) 當時的“左”傾(qing) 路線的同誌們(men) 說來，不是自覺的，不是從(cong) 研究中國革命特點得出正確結論的結果，因此，他們(men) 依然是以他們(men) 錯誤的城市觀點，來指導紅軍(jun) 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並使這些工作受到破壞。例如，他們(men) 主張陣地戰，而反對遊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他們(men) 錯誤地強調所謂“正規化”，而反對紅軍(jun) 的所謂“遊擊主義(yi) ”；他們(men) 不知道適應分散的鄉(xiang) 村和長期的被敵人分割的遊擊戰爭(zheng) ，以節省使用根據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對策；他們(men)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提出所謂“中國兩(liang) 條道路的決(jue) 戰”和所謂“不放棄根據地一寸土地”的錯誤口號，等等，就是明證。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hui) 著重指出：我們(men) 上麵所說的這一時期內(nei) 鄉(xiang) 村工作所應推進、城市工作所應等待的形勢變化，現時已經迫近了。隻有在現時，在抗日戰爭(zheng) 的最後階段，在我黨(dang) 領導的軍(jun) 隊已經壯大，並還將更加壯大的時候，將敵占區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區工作並重的地位，積極地準備一切條件，以便裏應外合地從(cong) 中心城市消滅日本侵略者，然後把工作重心轉到這些城市去，才是正確的。這一點，對於(yu) 從(cong)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來艱難地將工作重心轉入鄉(xiang) 村的我黨(dang) ，將是一個(ge) 新的有曆史意義(yi) 的轉變；全黨(dang) 同誌都應充分自覺地準備這一轉變，而不再重複“左”傾(qing) 路線在土地革命戰爭(zheng) 時期由城市轉入鄉(xiang) 村問題上所表現的初則反對、違抗，繼則勉強、被迫和不自覺的那種錯誤。至於(yu) 國民黨(dang) 統治區域，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在那裏，我們(men) 現時的任務是無論在鄉(xiang) 村或城市，都應放手動員群眾(zhong) ，堅決(jue) 反對內(nei) 戰分裂，力爭(zheng) 和平團結，要求加強對日作戰，廢止國民黨(dang) 一黨(dang) 專(zhuan) 政，成立全國統一的民主的聯合政府。當敵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國統一的民主的聯合政府真正地實現了和鞏固了的時候，就將是鄉(xiang) 村根據地的曆史任務完成的時候。

　　第三，各次“左”傾(qing) 路線在進攻和防禦的策略指導上，也犯了錯誤。正確的策略指導，必須如斯大林同誌所指出的，需要正確的形勢分析（正確地估計階級力量的對比，判斷運動的來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來的正確的鬥爭(zheng) 形式和組織形式，需要正確的“利用敵人陣營裏的每一縫隙，善於(yu) 給自己找尋同盟者”；而毛澤東(dong) 同誌對於(yu) 中國革命運動的指導，正是一個(ge) 最好的模範。毛澤東(dong) 同誌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正確地指出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國範圍內(nei) 敵強於(yu) 我，冒險的進攻必然要招致失敗；但在反動政權內(nei) 部不斷分裂和戰爭(zheng) ，人民革命要求逐漸恢複和上升的一般條件下，和在群眾(zhong) 經過第一次大革命鬥爭(zheng) ，並有相當力量的紅軍(jun) 和有正確政策的共產(chan) 黨(dang) 的特殊條件下，就可以“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chan) 生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他又指出：在統治階級破裂時期，紅色政權的發展“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jun) 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若在統治階級比較穩定時期，則這種發展“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這時在軍(jun) 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地方工作方麵（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dang) ，組織地方武裝）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即在同一時期，由於(yu) 敵人的強弱不同，我們(men) 的策略也應當不同，所以湘贛邊的割據地區就“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湘贛邊紅軍(jun) 以後進入閩贛邊，又提出“爭(zheng) 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的計劃。不同的敵人對革命的不同利害關(guan) 係，是決(jue) 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據。所以毛澤東(dong) 同誌始終主張“利用反革命內(nei) 部的每一衝(chong) 突，從(cong) 積極方麵擴大他們(men) 內(nei) 部的裂痕”，“反對孤立政策，承認爭(zheng) 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這些“利用矛盾，爭(zheng) 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ge) 擊破”的策略原則的運用，在他所領導的曆次反“圍剿”戰爭(zheng) 中，尤其在遵義(yi) 會(hui) 議後的長征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中，得到了光輝的發展。劉少奇同誌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ge) 模範。劉少奇同誌正確地估計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白區特別是城市敵我力量的懸殊，所以主張有係統地組織退卻和防禦，“在形勢與(yu) 條件不利於(yu) 我們(men) 的時候，暫時避免和敵人決(jue) 鬥”，以“準備將來革命的進攻和決(jue) 鬥”；主張有計劃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的黨(dang) 的公開組織嚴(yan) 格地轉變為(wei) 秘密組織，而在群眾(zhong) 工作中則“盡可能利用公開合法手段”，以便黨(dang) 的秘密組織能夠在這種群眾(zhong) 工作中長期地蔭蔽力量，深入群眾(zhong) ，“聚積與(yu) 加強群眾(zhong) 的力量，提高群眾(zhong) 的覺悟”。對於(yu) 群眾(zhong) 鬥爭(zheng) 的領導，劉少奇同誌認為(wei) 應當“根據當時當地的環境和條件，根據群眾(zhong) 覺悟的程度，提出群眾(zhong) 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號、要求和鬥爭(zheng) 的方式，去發動群眾(zhong) 的鬥爭(zheng) ，並根據鬥爭(zheng) 過程中各種條件的變化，把群眾(zhong) 的鬥爭(zheng) 逐漸提高到更高的階段，或者‘適可而止’地暫時結束戰鬥，以準備下一次更高階段和更大範圍的戰鬥”。在利用敵人內(nei) 部矛盾和爭(zheng) 取暫時的同盟者的問題上，他認為(wei) 應該“推動這些矛盾的爆發，與(yu) 敵人營壘中可能和我們(men) 合作的成分，或者與(yu) 今天還不是我們(men) 主要的敵人，建立暫時的聯盟，去反對主要的敵人”；應該“向那些願意同我們(men) 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吸引他們(men) 同我們(men) 聯合，參加共同的行動，再去影響他們(men) ，爭(zheng) 取他們(men) 下層的群眾(zhong) ”。一二九運動的成功，證明了白區工作中這些策略原則的正確性。和這種正確的策略指導相反，各次“左”傾(qing) 路線的同誌們(men) 因為(wei) 不知道客觀地考察敵我力量的對比，不知道采取與(yu) 此相當的鬥爭(zheng) 形式和組織形式，不承認或不重視敵人內(nei) 部的矛盾，這樣，他們(men) 在應當防禦的時候，固然因為(wei) 盲目地實行所謂“進攻路線”而失敗，就在真正應當進攻的時候，也因為(wei) 不會(hui) 組織勝利的進攻而失敗。他們(men) “估計形勢”的方法，是把對他們(men) 的觀點有利的某些個(ge) 別的、萌芽的、間接的、片麵的和表麵的現象，誇大為(wei) 大量的、嚴(yan) 重的、直接的、全麵的和本質的東(dong) 西，而對於(yu) 不合他們(men) 的觀點的一切實際（如敵人的強大和暫時勝利，我們(men) 的弱小和暫時失敗，群眾(zhong) 的覺悟不足，敵人的內(nei) 部矛盾，中間派的進步方麵等），則害怕承認，或熟視無睹。他們(men) 從(cong) 不設想到可能的最困難和最複雜的情況，而隻是夢想著不可能的最順利和最簡單的情況。在紅軍(jun) 運動方麵，他們(men) 總是把包圍革命根據地的敵人描寫(xie) 為(wei) “十分動搖”、“恐慌萬(wan) 狀”、“最後死亡”、“加速崩潰”、“總崩潰”等等。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的代表者們(men) 甚至認為(wei) 紅軍(jun) 對於(yu) 超過自己許多倍的整個(ge) 的國民黨(dang) 軍(jun) 隊還占優(you) 勢，因此總是要求紅軍(jun) 作無條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進。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的代表者們(men) 否認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這種情況隻是到了抗日戰爭(zheng) 期間才起了一個(ge) 相反的變化），錯誤地反對所謂“北方落後論”，要求在北方鄉(xiang) 村中普遍地建立紅色政權，在北方白色軍(jun) 隊中普遍地組織嘩變成立紅軍(jun) 。他們(men) 也否認根據地的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的不平衡，錯誤地反對所謂“羅明路線”。他們(men) 拒絕利用進攻紅軍(jun) 的各個(ge) 軍(jun) 閥之間的矛盾，拒絕同願意停止進攻紅軍(jun) 的軍(jun) 隊成立妥協。在白區工作方麵，他們(men) 在革命已轉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統治力量極為(wei) 強大的城市，拒絕實行必要的退卻和防禦的步驟，拒絕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繼續采取為(wei) 當時情況所不允許的進攻的形式，組織龐大的沒有掩護的黨(dang) 的機關(guan) 和各種脫離廣大群眾(zhong) 的第二黨(dang) 式的所謂赤色群眾(zhong) 團體(ti) ，經常地無條件地號召和組織政治罷工、同盟罷工、罷課、罷市、罷操、罷崗、遊行示威、飛行集會(hui) 以至武裝暴動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眾(zhong) 參加和支持的行動，並曲解這一切行動的失敗為(wei) “勝利”。總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的同誌們(men) 隻知道關(guan) 門主義(yi) 和冒險主義(yi) ，盲目地認為(wei) “鬥爭(zheng) 高於(yu) 一切，一切為(wei) 了鬥爭(zheng) ”，“不斷地擴大和提高鬥爭(zheng) ”，因而不斷地陷於(yu) 不應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敗。

　　（二）在軍(jun) 事上：

　　在中國革命的現階段，軍(jun) 事鬥爭(zheng) 是政治鬥爭(zheng) 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戰爭(zheng) 時期，這一問題成為(wei) 黨(dang) 的路線中的最迫切的問題。毛澤東(dong) 同誌不但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yi) 規定了中國革命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從(cong) 土地革命戰爭(zheng) 時期以來，也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yi) 規定了服從(cong) 於(yu) 這一政治路線的正確的軍(jun) 事路線。毛澤東(dong) 同誌的軍(jun) 事路線從(cong) 兩(liang) 個(ge) 基本觀點出發：第一，我們(men) 的軍(jun) 隊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樣式的軍(jun) 隊，它必須是服從(cong) 於(yu) 無產(chan) 階級思想領導的、服務於(yu) 人民鬥爭(zheng) 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第二，我們(men) 的戰爭(zheng) 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樣式的戰爭(zheng) ，它必須在承認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條件下，充分地利用敵之劣點與(yu) 我之優(you) 點，充分地依靠人民群眾(zhong) 的力量，以求得生存、勝利和發展。從(cong) 第一個(ge) 觀點出發，紅軍(jun) （現在是八路軍(jun) 、新四軍(jun) 及其他人民軍(jun) 隊）必須全心全意地為(wei) 著黨(dang) 的路線、綱領和政策，也就是為(wei) 著全國人民的各方麵利益而奮鬥，反對一切與(yu) 此相反的軍(jun) 閥主義(yi) 傾(qing) 向。因此，紅軍(jun) 必須反對軍(jun) 事不服從(cong) 於(yu) 政治或以軍(jun) 事來指揮政治的單純軍(jun) 事觀點和流寇思想；紅軍(jun) 必須同時負起打仗、做群眾(zhong) 工作和籌款（現在是生產(chan) ）的三位一體(ti) 的任務，而所謂做群眾(zhong) 工作，就是要成為(wei) 黨(dang) 和人民政權的宣傳(chuan) 者和組織者，就是要幫助地方人民群眾(zhong) 分配土地（現在是減租減息），建立武裝，建立政權以至建立黨(dang) 的組織。因此，紅軍(jun) 在軍(jun) 政關(guan) 係和軍(jun) 民關(guan) 係上，必須要求嚴(yan) 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權機關(guan) 和群眾(zhong) 團體(ti) ，鞏固它們(men) 的威信，嚴(yan) 格地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軍(jun) 隊的內(nei) 部，必須建立正確的官兵關(guan) 係，必須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權的以自覺為(wei) 基礎的軍(jun) 事紀律；在對敵軍(jun) 的工作上，必須具有瓦解敵軍(jun) 和爭(zheng) 取俘虜的正確政策。從(cong) 第二個(ge) 觀點出發，紅軍(jun) 必須承認遊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是土地革命戰爭(zheng) 時期的主要戰爭(zheng) 形式，承認隻有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jun) 和遊擊隊、民兵相結合，武裝群眾(zhong) 和非武裝群眾(zhong) 相結合的人民戰爭(zheng) ，才能夠戰勝比自己強大許多倍的敵人。因此，紅軍(jun) 必須反對戰略的速決(jue) 戰和戰役的持久戰，堅持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jue) 戰；反對戰役戰術的以少勝多，堅持戰役戰術的以多勝少。因此，紅軍(jun) 必須實行“分兵以發動群眾(zhong) ，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誘敵深入”；“集中優(you) 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地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ge) 擊破敵人”等項戰略戰術的原則。各次“左”傾(qing) 路線在軍(jun) 事上都是同毛澤東(dong) 同誌站在恰恰相反對的方麵：第一次“左”傾(qing) 路線的盲動主義(yi) ，使紅軍(jun) 脫離人民群眾(zhong) ；第二次“左”傾(qing) 路線，使紅軍(jun) 實行冒險的進攻。但是這兩(liang) 次“左”傾(qing) 路線在軍(jun) 事上都沒有完整的體(ti) 係。具有完整體(ti) 係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在建軍(jun) 的問題上，把紅軍(jun) 的三項任務縮小成為(wei) 單純的打仗一項，忽略正確的軍(jun) 民、軍(jun) 政、官兵關(guan) 係的教育；要求不適當的正規化，把當時紅軍(jun) 的正當的遊擊性當作所謂“遊擊主義(yi) ”來反對；又發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義(yi) 。在作戰問題上，它否認了敵強我弱的前提；要求陣地戰和單純依靠主力軍(jun) 隊的所謂“正規”戰；要求戰略的速決(jue) 戰和戰役的持久戰；要求“全線出擊”和“兩(liang) 個(ge) 拳頭打人”；反對誘敵深入，把必要的轉移當作所謂“退卻逃跑主義(yi) ”；要求固定的作戰線和絕對的集中指揮等；總之是否定了遊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不了解正確的人民戰爭(zheng) 。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他們(men) 始則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yi) ，主張“禦敵於(yu) 國門之外”；繼則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yi) ，主張分兵防禦，“短促突擊”，同敵人“拚消耗”；最後，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時，又變為(wei) 實行真正的逃跑主義(yi) 。這些都是企圖用陣地戰代替遊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zheng) 代替正確的人民戰爭(zheng) 的結果。

　　在抗日戰爭(zheng) 的戰略退卻和戰略相持階段中，因為(wei) 敵我強弱相差更甚，八路軍(jun) 和新四軍(jun) 的正確方針是：“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強求過多的運動戰是錯誤的。但在將要到來的戰略反攻階段，正如全黨(dang) 的工作重心需要由鄉(xiang) 村轉到城市一樣，在我軍(jun) 獲得新式裝備的條件下，戰略上也需要由以遊擊戰為(wei) 主變為(wei) 以運動戰和陣地戰為(wei) 主。對於(yu) 這個(ge) 即將到來的轉變，也需要全黨(dang) 有充分的自覺來作準備。

　　（三）在組織上：

　　如毛澤東(dong) 同誌所說，正確的政治路線應該是“從(cong) 群眾(zhong) 中來，到群眾(zhong) 中去”。而為(wei) 使這個(ge) 路線真正從(cong) 群眾(zhong) 中來，特別是真正能到群眾(zhong) 中去，就不但需要黨(dang) 和黨(dang) 外群眾(zhong) （階級和人民）有密切的聯係，而且首先需要黨(dang) 的領導機關(guan) 和黨(dang) 內(nei) 群眾(zhong) （幹部和黨(dang) 員）有密切的聯係，也就是說，需要正確的組織路線。因此，毛澤東(dong) 同誌在黨(dang) 的各個(ge) 時期既然規定了代表人民群眾(zhong) 利益的政治路線，同時也就規定了服務於(yu) 這一政治路線的聯係黨(dang) 內(nei) 黨(dang) 外群眾(zhong) 的組織路線。這個(ge) 工作，在土地革命戰爭(zheng) 時期也得到了重要的發展，其集中的表現，便是一九二九年紅四軍(jun) 黨(dang) 的第九次代表大會(hui) 的決(jue) 議。這個(ge) 決(jue) 議，一方麵把黨(dang) 的建設提到了思想原則和政治原則的高度，堅持無產(chan) 階級思想的領導，正確地進行了反對單純軍(jun) 事觀點、主觀主義(yi) 、個(ge) 人主義(yi) 、平均主義(yi) 、流寇思想、盲動主義(yi) 等傾(qing) 向的鬥爭(zheng) ，指出了這些傾(qing) 向的根源、危害和糾正的辦法；另一方麵又堅持嚴(yan) 格的民主集中製，既反對不正當地限製民主，也反對不正當地限製集中。毛澤東(dong) 同誌又從(cong) 全黨(dang) 團結的利益出發，堅持局部服從(cong) 全體(ti) ，並根據中國革命的具體(ti) 特點，規定了新幹部和老幹部、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軍(jun) 隊幹部和地方幹部、以及不同部門、不同地區的幹部間的正確關(guan) 係。這樣，毛澤東(dong) 同誌就供給了一個(ge) 堅持真理的原則性和服從(cong) 組織的紀律性相結合的模範，供給了一個(ge) 正確地進行黨(dang) 內(nei) 鬥爭(zheng) 和正確地保持黨(dang) 內(nei) 團結的模範。與(yu) 此相反，在一切錯誤政治路線統治的同時，也就必然出現了錯誤的組織路線；這條錯誤的政治路線統治得愈久，則其錯誤的組織路線的為(wei) 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戰爭(zheng) 時期各次“左”傾(qing) 路線，不但反對了毛澤東(dong) 同誌的政治路線，也反對了毛澤東(dong) 同誌的組織路線；不但形成了脫離黨(dang) 外群眾(zhong) 的宗派主義(yi) （不把黨(dang) 當作人民群眾(zhong) 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眾(zhong) 意誌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脫離黨(dang) 內(nei) 群眾(zhong) 的宗派主義(yi) （不使黨(dang) 內(nei) 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從(cong) 全黨(dang) 利益，不把黨(dang) 的領導機關(guan) 當作全黨(dang) 意誌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的代表者，為(wei) 貫徹其意旨起見，在黨(dang) 內(nei) 曾經把一切因為(wei) 錯誤路線行不通而對它采取懷疑、不同意、不滿意、不積極擁護、不堅決(jue) 執行的同誌，不問其情況如何，一律錯誤地戴上“右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富農(nong) 路線”、“羅明路線”、“調和路線”、“兩(liang) 麵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殘酷鬥爭(zheng) ”和“無情打擊”，甚至以對罪犯和敵人作鬥爭(zheng) 的方式來進行這種“黨(dang) 內(nei) 鬥爭(zheng) ”。這種錯誤的黨(dang) 內(nei) 鬥爭(zheng) ，成了領導或執行“左”傾(qing) 路線的同誌們(men) 提高其威信、實現其要求和嚇唬黨(dang) 員幹部的一種經常辦法。它破壞了黨(dang) 內(nei) 民主集中製的基本原則，取消了黨(dang) 內(nei) 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民主精神，使黨(dang) 內(nei) 紀律成為(wei) 機械的紀律，發展了黨(dang) 內(nei) 盲目服從(cong) 隨聲附和的傾(qing) 向，因而使黨(dang) 內(nei) 新鮮活潑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yi) 之發展，受到打擊和阻撓。同這種錯誤的黨(dang) 內(nei) 鬥爭(zheng) 相結合的，則是宗派主義(yi) 的幹部政策。宗派主義(yi) 者不把老幹部看作黨(dang) 的寶貴的資本，大批地打擊、處罰和撤換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們(men) 氣味不相投的、不願盲目服從(cong) 隨聲附和的、有工作經驗並聯係群眾(zhong) 的老幹部。他們(men) 也不給新幹部以正確的教育，不嚴(yan) 肅地對待提拔新幹部（特別是工人幹部）的工作，而是輕率地提拔一切同他們(men) 氣味相投的、隻知盲目服從(cong) 隨聲附和的、缺乏工作經驗、不聯係群眾(zhong) 的新幹部和外來幹部，來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幹部。這樣，他們(men) 既打擊了老幹部，又損害了新幹部。很多地區，更由於(yu) 錯誤的肅反政策和幹部政策中的宗派主義(yi) 糾纏在一起，使大批優(you) 秀的同誌受到了錯誤的處理而被誣害，造成了黨(dang) 內(nei) 極可痛心的損失。這種宗派主義(yi) 的錯誤，使黨(dang) 內(nei) 發生了上下脫節和其他許多不正常現象，極大地削弱了黨(dang) 。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hui) 在此宣布：對於(yu) 一切被錯誤路線所錯誤地處罰了的同誌，應該根據情形，撤消這種處分或其錯誤部分。一切經過調查確係因錯誤處理而被誣害的同誌，應該得到昭雪，恢複黨(dang) 籍，並受到同誌的紀念。

　　（四）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線、軍(jun) 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之正確或錯誤，其思想根源都在於(yu) 它們(men) 是否從(cong) 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出發，是否從(cong) 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和中國人民的客觀需要出發。毛澤東(dong) 同誌從(cong) 他進入中國革命事業(ye) 的第一天起，就著重於(yu) 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普遍真理以從(cong) 事於(yu) 對中國社會(hui) 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戰爭(zheng) 時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強調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對了教條主義(yi) 和主觀主義(yi) 的危害。毛澤東(dong) 同誌在土地革命戰爭(zheng) 時期所規定的政治路線、軍(jun) 事路線和組織路線，正是他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普遍真理，根據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具體(ti) 地分析了當時國內(nei) 外黨(dang) 內(nei) 外的現實情況及其特點，並具體(ti) 地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曆史經驗，特別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曆史經驗的光輝的成果。在中國生活和奮鬥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學習(xi) 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應該是為(wei) 了用以研究和解決(jue) 中國革命的各種實際問題，如同毛澤東(dong) 同誌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傾(qing) 錯誤的同誌們(men) ，在那時，當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澤東(dong) 同誌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的代表者更汙蔑他是“狹隘經驗主義(yi) 者”；這是因為(wei) 他們(men) 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觀主義(yi) 和形式主義(yi) ，在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統治時期更特別突出地表現為(wei) 教條主義(yi) 的緣故。教條主義(yi) 的特點，是不從(cong) 實際情況出發，而從(cong) 書(shu) 本上的個(ge) 別詞句出發。它不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立場和方法來認真研究中國的政治、軍(jun) 事、經濟、文化的過去和現在，認真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得出結論，作為(wei) 中國革命的行動指南，再在群眾(zhong) 的實踐中去考驗這些結論是否正確；相反地，它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實質，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yi) 書(shu) 本上的若幹個(ge) 別詞句搬運到中國來當做教條，毫不研究這些詞句是否合乎中國現時的實際情況。因此，他們(men) 的“理論”和實際脫離，他們(men) 的領導和群眾(zhong) 脫離，他們(men) 不是實事求是，而是自以為(wei) 是，他們(men) 自高自大，誇誇其談，害怕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條主義(yi) 統治時期，同它合作並成為(wei) 它的助手的經驗主義(yi) 的思想，也是主觀主義(yi) 和形式主義(yi) 的一種表現形式。經驗主義(yi) 同教條主義(yi) 的區別，是在於(yu) 它不是從(cong) 書(shu) 本出發，而是從(cong) 狹隘的經驗出發。應當著重地指出：最廣大的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誌，他們(men) 的一切有益的經驗，是極可寶貴的財產(chan) 。科學地把這些經驗總結起來，作為(wei) 以後行動中的指導，這完全不是經驗主義(yi) ，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yi) ；正像把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原理原則當做革命行動的指南，而不把它們(men) 當做教條，就完全不是教條主義(yi) ，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yi) 一樣。但是，在一切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誌中，如果有一些人滿足於(yu) 甚至僅(jin) 僅(jin) 滿足於(yu) 他們(men) 的局部經驗，把它們(men) 當做到處可以使用的教條，不懂得而且不願意承認“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hui) 有革命的運動”和“為(wei) 著領導，必須預見”的真理，因而輕視從(cong) 世界革命經驗總結出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學習(xi) ，並醉心於(yu) 狹隘的無原則的所謂實際主義(yi) 和無頭腦無前途的事務主義(yi) ，卻坐在指揮台上，盲目地稱英雄，擺老資格，不肯傾(qing) 聽同誌們(men) 的批評和發展自我批評，這樣，他們(men) 就成為(wei) 經驗主義(yi) 者了。因此，經驗主義(yi) 和教條主義(yi) 的出發點雖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質上，兩(liang) 者卻是一致的。他們(men) 都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ti) 實踐分割開來；他們(men) 都違背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把片麵的相對的真理誇大為(wei) 普遍的絕對的真理；他們(men) 的思想都不符合於(yu) 客觀的全麵的實際情況。因此，他們(men) 對於(yu) 中國社會(hui) 和中國革命，就有了許多共同的錯誤的認識（如錯誤的城市中心觀點，白區工作中心觀點，脫離實際情況的“正規”戰觀點等）。這就是這兩(liang) 部分同誌能夠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雖然因為(wei) 經驗主義(yi) 者的經驗是局部的、狹隘的，他們(men) 中的多數對於(yu) 全麵性的問題往往缺乏獨立的明確的完整的意見，因此，他們(men) 在和教條主義(yi) 者相結合時，一般地是作為(wei) 後者的附庸而出現；但是黨(dang) 的曆史證明，教條主義(yi) 者缺乏經驗主義(yi) 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黨(dang) ”，而在教條主義(yi) 被戰勝以後，經驗主義(yi) 更成為(wei) 黨(dang) 內(nei) 的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發展的主要障礙。因此，我們(men) 不但要克服主觀主義(yi) 的教條主義(yi) ，而且也要克服主觀主義(yi) 的經驗主義(yi) 。必須徹底克服教條主義(yi) 和經驗主義(yi) 的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思想、路線和作風，才能普及和深入全黨(dang) 。

　　以上所述政治、軍(jun) 事、組織和思想四方麵的錯誤，實為(wei) 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的基本錯誤。而一切政治上、軍(jun) 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都是從(cong) 思想上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而來，都是從(cong) 主觀主義(yi) 和形式主義(yi) 、教條主義(yi) 和經驗主義(yi) 而來。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hui) 指出：我們(men) 在否定各次“左”傾(qing) 路線的錯誤時，同時要牢記和實行毛澤東(dong) 同誌“對於(yu) 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指示。應當指出：犯了這些錯誤的同誌們(men) 的觀點中，並不是一切都錯了，他們(men) 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蔣戰爭(zheng) 等問題上的若幹觀點，同主張正確路線的同誌們(men) 仍然是一致的。還應指出，第三次“左”傾(qing) 路線統治時間特別長久，所給黨(dang) 和革命的損失特別重大，但是這個(ge) 時期的黨(dang) ，因為(wei) 有廣大的幹部、黨(dang) 員群眾(zhong) 和廣大的軍(jun) 民群眾(zhong) 在一起，進行了積極的工作和英勇的鬥爭(zheng) ，因而在許多地區和許多部門的實際工作中，仍然獲得了很大的成績（例如在戰爭(zheng) 中，在軍(jun) 事建設中，在戰爭(zheng) 動員中，在政權建設中，在白區工作中）。正是由於(yu) 這種成績，才能夠支持反對敵人進攻的戰爭(zheng) 至數年之久，給了敵人以重大的打擊；僅(jin) 因錯誤路線的統治，這些成績才終於(yu) 受到了破壞。在各次錯誤路線統治時期，和黨(dang) 的任何其他曆史時期一樣，一切為(wei) 人民利益而壯烈地犧牲了的黨(dang) 內(nei) 黨(dang) 外的領袖、領導者、幹部、黨(dang) 員和人民群眾(zhong) ，都將永遠被黨(dang) 和人民所崇敬。

（五）

　　“左”傾(qing) 路線的上述四方麵錯誤的產(chan) 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會(hui) 根源。

　　如同毛澤東(dong) 同誌所代表的正確路線反映了中國無產(chan) 階級先進分子的思想一樣，“左”傾(qing) 路線則反映了中國小資產(chan) 階級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小資產(chan) 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men) 黨(dang) 不但從(cong) 黨(dang) 外說是處在這個(ge) 廣大階層的包圍之中；而且在黨(dang) 內(nei) ，由於(yu) 十月革命以來馬克思列寧主義(yi) 在世界的偉(wei) 大勝利，由於(yu) 中國現時的社會(hui) 政治情況，特別是國共兩(liang) 黨(dang) 的曆史發展，決(jue) 定了中國不能有強大的小資產(chan) 階級政黨(dang) ，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資產(chan) 階級革命民主分子向無產(chan) 階級隊伍尋求出路，使黨(dang) 內(nei) 小資產(chan) 階級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數。此外，即使工人群眾(zhong) 和工人黨(dang) 員，在中國的經濟條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資產(chan) 階級的色彩。因此，小資產(chan) 階級思想在我們(men) 黨(dang) 內(nei) 常常有各色各樣的反映，這是必然的，不足為(wei) 怪的。

　　黨(dang) 外的小資產(chan) 階級群眾(zhong) ，除了農(nong) 民是中國資產(chan) 階級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資產(chan) 階級大多數群眾(zhong) 在中國也受著重重壓迫，經常迅速大量地陷於(yu) 貧困破產(chan) 和失業(ye) 的境地，其經濟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現階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資產(chan) 階級也是革命動力之一。但是小資產(chan) 階級由於(yu) 是一個(ge) 過渡的階級，它是有兩(liang) 麵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麵說來，是其大多數群眾(zhong) 在政治上、組織上以至思想上能夠接受無產(chan) 階級的影響，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並能為(wei) 此而團結奮鬥，在將來也可能和無產(chan) 階級共同走向社會(hui) 主義(yi) ；而就其壞的、落後的一麵說來，則不但有其各種區別於(yu) 無產(chan) 階級的弱點，而且在失去無產(chan) 階級的領導時，還往往轉而接受自由資產(chan) 階級以至大資產(chan) 階級的影響，成為(wei) 他們(men) 的俘虜。因此，在現階段上，無產(chan) 階級及其先進部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對於(yu) 黨(dang) 外的小資產(chan) 階級群眾(zhong) ，應該在堅決(jue) 地廣泛地聯合他們(men) 的基礎上，一方麵給以寬大的待遇，在不妨礙對敵鬥爭(zheng) 和共同的社會(hui) 生活的條件下，容許其自由主義(yi) 的思想和作風的存在；另一方麵則給以適當的教育，以便鞏固同他們(men) 的聯合。

　　至於(yu) 由小資產(chan) 階級出身而自願拋棄其原有立場、加入無產(chan) 階級政黨(dang) 的分子，則是完全另一種情形。黨(dang) 對於(yu) 他們(men) ，和對於(yu) 黨(dang) 外的小資產(chan) 階級群眾(zhong) ，應該采取原則上不同的政策。由於(yu) 他們(men) 本來和無產(chan) 階級相接近，又自願地加入無產(chan) 階級政黨(dang) ，在黨(dang) 的馬克思列寧主義(yi) 教育和群眾(zhong) 革命鬥爭(zheng) 的實際鍛煉中，他們(men) 是可以逐漸在思想上無產(chan) 階級化，並給無產(chan) 階級隊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實上，加入我黨(dang) 的小資產(chan) 階級出身的分子之絕大多數，也都為(wei) 黨(dang) 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奮鬥和犧牲，他們(men) 的思想已經進步，很多人並已成為(wei) 馬克思列寧主義(yi) 者了。但是，必須著重指出：任何沒有無產(chan) 階級化的小資產(chan) 階級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質上和無產(chan) 階級革命性不相同，而且這種差別往往可能發展成為(wei) 對抗狀態。帶著小資產(chan) 階級革命性的黨(dang) 員，雖然在組織上入了黨(dang) ，但是在思想上卻還沒有入黨(dang) ，或沒有完全入黨(dang) ，他們(men) 往往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yi) 者的麵貌出現的自由主義(yi) 者、改良主義(yi) 者、無政府主義(yi) 者、布朗基主義(yi) 者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他們(men) 不但不能引導中國將來的共產(chan) 主義(yi) 運動達到勝利，而且也不能引導中國今天的新民主主義(yi) 運動達到勝利。如果無產(chan) 階級先進分子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思想和這些小資產(chan) 階級出身的黨(dang) 員的舊有思想堅決(jue) 地分清界限，嚴(yan) 肅地、但是恰當地和耐心地進行教育和鬥爭(zheng) ，則他們(men) 的小資產(chan) 階級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圖以他們(men) 自己的本來麵貌來代替黨(dang) 的無產(chan) 階級先進部隊的麵貌，實行篡黨(dang) ，使黨(dang) 和人民的事業(ye) 蒙受損失。黨(dang) 外的小資產(chan) 階級愈是廣大，黨(dang) 內(nei) 的小資產(chan) 階級出身的黨(dang) 員愈是眾(zhong) 多，則黨(dang) 便愈須嚴(yan) 格地保持自己的無產(chan) 階級先進部隊的純潔性，否則小資產(chan) 階級思想向黨(dang) 的進攻必然愈是猛烈，而黨(dang) 所受的損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黨(dang) 曆史上各次錯誤路線和正確路線之間的鬥爭(zheng) ，實質上即是黨(dang) 外的階級鬥爭(zheng) 在黨(dang) 內(nei) 的表演；而上述“左”傾(qing) 路線在政治上、軍(jun) 事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錯誤，也即是這種小資產(chan) 階級思想在黨(dang) 內(nei) 的反映。在這個(ge) 問題上，可以從(cong) 三個(ge) 方麵來加以分析：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麵。小資產(chan) 階級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現為(wei) 觀察問題時的主觀性和片麵性，即不從(cong) 階級力量對比之客觀的全麵的情況出發，而把自己主觀的願望、感想和空談當做實際，把片麵當成全麵，局部當成全體(ti) ，樹木當做森林。脫離實際生產(chan) 過程的小資產(chan) 階級知識分子，因為(wei) 隻有書(shu) 本知識而缺乏感性知識，他們(men) 的思想方法就比較容易表現為(wei) 我們(men) 前麵所說的教條主義(yi) 。聯係生產(chan) 的小資產(chan) 階級分子雖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識，但是受著小生產(chan) 的狹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製，他們(men) 的思想方法就比較容易表現為(wei) 我們(men) 前麵所說的經驗主義(yi) 。

　　第二，在政治傾(qing) 向方麵。小資產(chan) 階級的政治傾(qing) 向，因為(wei) 他們(men) 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來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觀性片麵性，一般地容易表現為(wei) 左右搖擺。小資產(chan) 階級革命家的許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馬上勝利，以求根本改變他們(men) 今天所處的地位；因而他們(men) 對於(yu) 革命的長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們(men) 對於(yu) “左”的革命詞句和口號有很大的興(xing) 趣，他們(men) 容易發生關(guan) 門主義(yi) 和冒險主義(yi) 的情緒和行動。小資產(chan) 階級的這種傾(qing) 向，在黨(dang) 內(nei) 反映出來，就構成了我們(men) 前麵所說的“左”傾(qing) 路線在革命任務問題、革命根據地問題、策略指導問題和軍(jun) 事路線問題上的各種錯誤。

　　但是，這些小資產(chan) 階級革命家在另外一種情況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資產(chan) 階級革命家，也可以表現悲觀失望，表現追隨於(yu) 資產(chan) 階級之後的右傾(qing) 情緒和右傾(qing) 觀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後期的陳獨秀主義(yi) ，土地革命後期的張國燾主義(yi) 和長征初期的逃跑主義(yi) ，都是小資產(chan) 階級這種右傾(qing) 思想在黨(dang) 內(nei) 的反映。抗日時期，又曾發生過投降主義(yi) 的思想。一般地說，在資產(chan) 階級和無產(chan) 階級分裂的時期，比較容易發生“左”傾(qing) 錯誤（例如土地革命時期“左”傾(qing) 路線統治黨(dang) 的領導機關(guan) 至三次之多），而在資產(chan) 階級和無產(chan) 階級聯合的時期，則比較容易發生右傾(qing) 錯誤（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後期和抗日戰爭(zheng) 初期）。而無論是“左”傾(qing) 或右傾(qing) ，都是不利於(yu) 革命而僅(jin) 僅(jin) 利於(yu) 反革命的。由於(yu) 各種情況的變化而產(chan) 生的左右搖擺、好走極端、華而不實、投機取巧，是小資產(chan) 階級思想在壞的一麵的特點。這是小資產(chan) 階級在經濟上所處的不穩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第三，在組織生活方麵。由於(yu) 一般小資產(chan) 階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製，特別由於(yu) 中國的落後的分散的宗法社會(hui) 和幫口行會(hui) 的社會(hui) 環境，小資產(chan) 階級在組織生活上的傾(qing) 向，容易表現為(wei) 脫離群眾(zhong) 的個(ge) 人主義(yi) 和宗派主義(yi) 。這種傾(qing) 向反映到黨(dang) 內(nei) ，就造成我們(men) 前麵所說的“左”傾(qing) 路線的錯誤的組織路線。黨(dang) 長期地處在分散的鄉(xiang) 村遊擊戰爭(zheng) 中的情況，更有利於(yu) 這種傾(qing) 向的發展。這種傾(qing) 向，不是自我犧牲地為(wei) 黨(dang) 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黨(dang) 和人民的力量並破壞黨(dang) 和人民的利益來達到個(ge) 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黨(dang) 的聯係群眾(zhong) 的原則、黨(dang) 的民主集中製和黨(dang) 的紀律不相容的。這種傾(qing) 向，常常采取各種各樣的形式，如官僚主義(yi) 、家長製度、懲辦主義(yi) 、命令主義(yi) 、個(ge) 人英雄主義(yi) 、半無政府主義(yi) 、自由主義(yi) 、極端民主主義(yi) 、鬧獨立性、行會(hui) 主義(yi) 、山頭主義(yi) 、同鄉(xiang) 同學觀念、派別糾紛、耍流氓手腕等，破壞著黨(dang) 同人民群眾(zhong) 的聯係和黨(dang) 內(nei) 的團結。

　　這些就是小資產(chan) 階級思想的三個(ge) 方麵。我們(men) 黨(dang) 內(nei) 曆次發生的思想上的主觀主義(yi) ，政治上的“左”、右傾(qing) ，組織上的宗派主義(yi) 等項現象，無論其是否形成了路線，掌握了領導，顯然都是小資產(chan) 階級思想之反馬克思列寧主義(yi) 、反無產(chan) 階級的表現。為(wei) 了黨(dang) 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將黨(dang) 內(nei) 的小資產(chan) 階級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進其無產(chan) 階級化，是完全必要的。

（六）

　　由上所述，可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統治全黨(dang) 的“左”傾(qing) 路線，不是偶然的產(chan) 物，而是一定的社會(hui) 曆史條件的產(chan) 物。因此，要克服錯誤的“左”傾(qing) 思想或右傾(qing) 思想，既不能草率從(cong) 事，也不能操切從(cong) 事，而必須深入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教育，提高全黨(dang) 對於(yu) 無產(chan) 階級思想和小資產(chan) 階級思想的鑒別能力，並在黨(dang) 內(nei) 發揚民主，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耐心說服和教育的工作，具體(ti) 地分析錯誤的內(nei) 容及其危害，說明錯誤之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辦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yi) 者克服黨(dang) 內(nei) 錯誤的應有態度。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hui) 指出：毛澤東(dong) 同誌在這次全黨(dang) 整風和黨(dang) 史學習(xi) 中所采取的方針，即“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的方針，是馬克思列寧主義(yi) 者克服黨(dang) 內(nei) 錯誤的正確態度的模範，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提高並團結全黨(dang) 的偉(wei) 大成就。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hui) 指出：在黨(dang) 的曆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主義(yi) 和李立三主義(yi) 的鬥爭(zheng) ，這些鬥爭(zheng) ，是完全必要的。這些鬥爭(zheng) 的缺點，是沒有自覺地作為(wei) 改造在黨(dang) 內(nei) 嚴(yan) 重存在著的小資產(chan) 階級思想的嚴(yan) 重步驟，因而沒有在思想上徹底弄清錯誤的實質及其根源，也沒有恰當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於(yu) 重犯錯誤；同時，又太著重了個(ge) 人的責任，以為(wei) 對於(yu) 犯錯誤的人們(men) 一經給以簡單的打擊，問題就解決(jue) 了。黨(dang) 在檢討了六屆四中全會(hui) 以來的錯誤以後，認為(wei) 今後進行一切黨(dang) 內(nei) 思想鬥爭(zheng) 時，應該避免這種缺點，而堅決(jue) 執行毛澤東(dong) 同誌的方針。任何過去犯過錯誤的同誌，隻要他已經了解和開始改正自己的錯誤，就應該不存成見地歡迎他，團結他為(wei) 黨(dang) 工作。即使還沒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錯誤，但已不堅持錯誤的同誌，也應該以懇切的同誌的態度，幫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錯誤。現在全黨(dang) 對於(yu) 過去錯誤路線的認識，已經一致了，全黨(dang) 已經在以毛澤東(dong) 同誌為(wei) 首的中央周圍團結起來了。因此，全黨(dang) 今後的任務，就是在弄清思想、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加強團結，正像本決(jue) 議的第二節上所說的：“團結全黨(dang) 同誌如同一個(ge) 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wei) 著獲得抗日戰爭(zheng) 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我們(men) 黨(dang) 關(guan) 於(yu) 黨(dang) 內(nei) 曆史問題的一切分析、批判、爭(zheng) 論，是應該從(cong) 團結出發，而又達到團結的，如果違背了這個(ge) 原則，那就是不正確的。但是鑒於(yu) 黨(dang) 內(nei) 小資產(chan) 階級思想的社會(hui) 根源的存在以及黨(dang) 所處的長期分散的農(nong) 村遊擊戰爭(zheng) 的環境，又鑒於(yu) 教條主義(yi) 和經驗主義(yi) 的思想殘餘(yu) 還是存在著，尤其是對於(yu) 經驗主義(yi) 還缺乏足夠的批判，又鑒於(yu) 黨(dang) 內(nei) 嚴(yan) 重的宗派主義(yi) 雖然基本上已經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義(yi) 傾(qing) 向的山頭主義(yi) 則仍然相當普遍地存在著等項事實，全黨(dang) 應該警覺：要使黨(dang) 內(nei) 思想完全統一於(yu) 馬克思列寧主義(yi) ，還需要一個(ge) 長時期的繼續克服錯誤思想的鬥爭(zheng) 過程。因此，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hui) 決(jue) 定：全黨(dang) 必須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思想教育，並著重聯係中國革命的實踐，以達到進一步地養(yang) 成正確的黨(dang) 風，徹底地克服教條主義(yi) 、經驗主義(yi) 、宗派主義(yi) 、山頭主義(yi) 等項傾(qing) 向之目的。

（七）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hui) 著重指出：二十四年來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了，並且還在證明著，毛澤東(dong) 同誌所代表的我們(men) 黨(dang) 和全國廣大人民的奮鬥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今天我黨(dang) 在抗日戰爭(zheng) 中所已經取得的偉(wei) 大勝利及其所起的決(jue) 定作用，就是這條正確路線的生動的證明。黨(dang) 在個(ge) 別時期中所犯的“左”、右傾(qing) 錯誤，對於(yu) 二十四年來在我黨(dang) 領導之下的轟轟烈烈地發展著的、取得了偉(wei) 大成績和豐(feng) 富經驗的整個(ge) 中國革命事業(ye) 說來，不過是一些部分的現象。這些現象，在黨(dang) 還缺乏充分經驗和充分自覺的時期內(nei) ，是難於(yu) 完全避免的；而且黨(dang) 正是在克服這些錯誤的鬥爭(zheng) 過程中而更加堅強起來，到了今天，全黨(dang) 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dong) 同誌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dong) 的旗幟下了。以毛澤東(dong) 同誌為(wei) 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幹部、黨(dang) 員和人民群眾(zhong) 的結果，必將給黨(dang) 和中國革命帶來偉(wei) 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hui) 堅決(jue) 相信：有了北伐戰爭(zheng) 、土地革命戰爭(zheng) 和抗日戰爭(zheng) 這樣三次革命鬥爭(zheng) 的豐(feng) 富經驗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以毛澤東(dong) 同誌為(wei) 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之下，必將使中國革命達到徹底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