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guan) 情”這首詩，是2014年5月9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蘭(lan) 考指導蘭(lan) 考縣委常委班子專(zhuan) 題民主生活會(hui) 時的講話中引用的。習(xi) 總書(shu) 記說：“清代鄭板橋，以畫家、文學家著稱於(yu) 世，長期在河南範縣、山東(dong) 濰縣擔任知縣。他重視農(nong) 桑、賑濟災民，案無留牘、室無賄賂、清正廉明，深得百姓擁戴，其詩句‘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guan) 情’，成為(wei) 千古流傳(chuan) 的愛民心聲。陶淵明、狄仁傑、包拯、海瑞等很多人都當過知縣，類似例子不勝枚舉(ju) 。”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guan) 情”是一首題畫詩，詩題是《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詩的大意是：我在衙署房間裏休息，窗外的風吹動竹葉的聲音傳(chuan) 進耳朵，讓我懷疑是百姓啼饑號寒的疾苦之聲。身為(wei) 縣令，級別低微，但民間的一切都與(yu) 我息息相關(guan) ，我又怎麽(me) 敢怠慢呢？
從(cong) 詩的題目《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就可以知道，這幅畫和這首詩是贈給山東(dong) 巡撫包括的。古代的讀書(shu) 人，同一年考上舉(ju) 人或進士的叫“同年”。在封建官場，“同年”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社會(hui) 關(guan) 係之一，為(wei) 了表示親(qin) 熱，彼此間就以“年兄”相稱，而同年的父親(qin) ，就稱之為(wei) “年伯”。“中丞”在明代以前原是“禦史中丞”的簡稱，明朝廢禦史台，改設都察院，禦史中丞遂廢。清朝，督撫常帶都察院右副都禦史銜，當時以為(wei) 副都禦史可比此前的禦史中丞，故習(xi) 稱督撫為(wei) 中丞。鄭板橋當時畫竹子就已經很有名氣了，他畫一幅畫給自己的長輩兼上司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一般來說，送給長輩、上司的書(shu) 畫基本上都是些吉祥美好的內(nei) 容，而鄭板橋送給包括的這幅畫卻是幾支非常蕭瑟的竹子，再配上這麽(me) 一首“疑是民間疾苦聲”的詩歌，明顯有些不太正常。
何以如此呢？
這就要從(cong) 鄭板橋在濰縣縣令任上趕上的山東(dong) 特大水災說起了。
詩歌的創作時間大約是乾隆十二年（1747），當時鄭板橋正在山東(dong) 濰縣擔任縣令。
這期間，正是山東(dong) 的多事之秋。此前的乾隆八年、乾隆九年，山東(dong) 大旱，導致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到了乾隆十年後，氣候又轉而一變，接連幾年發生澇災，其情況尤以魯西南和魯西北為(wei) 甚。特別是乾隆十二年，山東(dong) 省竟然有98個(ge) 州縣都被大水所淹。災害程度之烈，在整個(ge) 山東(dong) 曆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嚴(yan) 重的自然災害，導致了農(nong) 作物的減產(chan) 乃至絕產(chan) 。古代醫療條件極差，嚴(yan) 重的自然災害之後，往往就是疾病的大流行。那幾年的山東(dong) ，可以說是慘到了極點，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吃人的慘劇。
而濰縣的情況尤為(wei) 嚴(yan) 重。作為(wei) 縣令的鄭板橋，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人們(men) 經常說杜甫的詩是所謂“詩史”，其實鄭板橋的也差不多。《逃荒行》裏，他敘寫(xie) 濰縣大災期間居民紛紛外逃的慘狀：“道旁見遺嬰，憐拾置擔釜。賣盡自家兒(er) ，反為(wei) 他人撫。路婦有同伴，憐而與(yu) 之乳。咽咽懷中聲，咿咿口中語。似欲呼爺娘，言笑令人楚。”除《逃荒行》外，他還寫(xie) 了《還家行》《思歸行》等詩歌，都對這場災害做出了如實的反映。
鄭板橋書(shu) 畫
當然，作為(wei) 一個(ge) 愛民如子的縣令，他的行動可不是隻停留在寫(xie) 幾首詩上，而是采取了現代叫做“以工代賑”的方法，大力興(xing) 修水利工程，打開糧倉(cang) ，招募遠近的饑民到工地就食，這不但救活了大量的百姓，也避免了饑民四處流亡帶來的社會(hui) 動蕩；他還下令縣裏的大戶輪流開設粥廠，供應饑民喝粥；調查到誰家有餘(yu) 糧，就令其平價(jia) 售出，不許借機發財，更不許有所隱瞞。鄭板橋的所作所為(wei) ，已經遠遠超出了一個(ge) 縣令的權力範圍。有人建議他先上報朝廷，等朝廷允許後再做行動，鄭板橋斷然拒絕了這種明哲保身的建議，說“此何時？俟輾轉申報，民無孑遺矣，有譴，我任之”。意思是，這都什麽(me) 時候了，轉轉上報需要時間，等到批複下來，老百姓也就死光了。假如上麵怪罪下來，我一個(ge) 人承擔就是。好在他的頂頭上司是開通的，對他的行為(wei) 表示了讚許。這個(ge) 上司，《清史稿·鄭燮傳(chuan) 》沒有記載，但按照時間來推定，應該就是包括。
鄭板橋能夠如此，絕非出於(yu) 偶然。他出身寒微，深諳百姓之難；對民間疾苦，他從(cong) 來是感同身受。他在家書(shu) 中說：“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隻有農(nong) 夫，而士為(wei) 四民之末。”“使天下無農(nong) 夫，舉(ju) 世皆餓死矣！”所以，他做了12年“縣太爺”，從(cong) 不擺官架子，夜間出巡，不鳴鑼喝道，也不打“回避”“肅靜”的牌子，隻以小吏提的寫(xie) 有“板橋”二字的燈籠作為(wei) 前導，悄然而行，以致被人視為(wei) 怪誕。按照史籍的記載，他“官東(dong) 省先後十二載，無留牘，亦無冤民。乞休歸，囊橐蕭然，賣書(shu) 畫以自給。”
在中國曆史上，像鄭板橋這樣愛民如子的父母官是不少的，比如陶淵明、狄仁傑、包拯、海瑞等。和鄭板橋一樣，很多人都當過知州、知府、知縣這樣的地方基層官員，他們(men) “為(wei) 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德政，也為(wei) 此後更廣闊的政治生涯積累了經驗，打下了基礎。
還有一點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習(xi) 總書(shu) 記提到鄭板橋的這首詩，有兩(liang) 次都是在縣一級黨(dang) 委政府視察指導工作的場合。究其原因，就是因為(wei) 縣一級治理在中國國家治理中居於(yu) 非常重要的地位。縣級領導，雖然官職不高，職責卻很重。追述縣的曆史，正如清代《問樵山人詩稿》說的：“一縣三千年，百代無更改。”縣設於(yu) 春秋而定於(yu) 秦，中華帝國政權曆朝曆代更迭頻繁,而“縣”從(cong) 未變更。在行政和司法合一的皇權體(ti) 製中，縣官（知縣）是一縣的行政長官，也是司法長官，縣內(nei) 事務，舉(ju) 凡征稅納糧、教化百姓、聽訟斷案、勸民農(nong) 桑、災荒賑濟、興(xing) 學科舉(ju) 等，幾乎無所不管。有一句俗語，叫“郡縣治，天下安”，將縣一級工作的重要性表述得非常清楚。正因為(wei) 如此，曆朝曆代都高度重視縣級官員的選拔任用。正像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說，在古代，縣令是名副其實的“中管幹部”，他們(men) 的選任都由吏部直接任命，而且赴任前必須到朝廷報到，皇帝要親(qin) 自過問，如發現有不適合或出格之人，立即更換；任期結束，也要到吏部述職。
新中國成立後，縣一級的治理仍然在國家治理中承擔著重要職責。用習(xi) 總書(shu) 記的話來表述，就是縣一級在中國的政治構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ge) 層級，在國家治理體(ti) 係中起著承上啟下的關(guan) 鍵作用，是發展經濟、保障民生、維護穩定、促進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縣一級領導要謀幾十萬(wan) 、上百萬(wan) 人的生計，管千頭萬(wan) 緒的事務，承擔著非常重要的職責。數據顯示，我國有2800多個(ge) 縣（市、區）委書(shu) 記，不到中國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總數的１％，但他們(men) 主政一方，所產(chan) 生的影響遠非這一比例可以衡量，是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一方麵意味著縣一級領導的責任大、擔子重；另一方麵，縣一級單位的要素完整、功能齊備，黨(dang) 把幹部放在這樣一個(ge) 崗位，也意味著黨(dang) 的信任，意味著前景廣闊，大有可為(w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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