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製”這句名言，是2013年8月19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全國思想工作會(hui) 議上的講話中引用的。其中的“知”，通“智”，智慧的智。意思是說，聰明人會(hui) 根據時代的變化而改變策略，有智慧的人會(hui) 隨著世事變化的情況而製定法則。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製”的出處，是西漢桓寬《鹽鐵論》的第十二篇《憂邊》。
中華書(shu) 局出版的《鹽鐵論》
《鹽鐵論》是中國經濟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書(shu) 籍。它是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那次著名的“鹽鐵之會(hui) ”的會(hui) 議記錄。在那次大會(hui) 上，禦史大夫桑弘羊和全國各地招來的賢良文學60餘(yu) 人，就當時國家的一些大政方針，尤其是經濟政策，比如鹽鐵專(zhuan) 營、酒類專(zhuan) 賣和平準均輸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總體(ti) 來說，賢良文學站在民間的角度，對漢武帝以來以鹽鐵專(zhuan) 賣為(wei) 代表的許多政策進行了抨擊；而桑弘羊則代表官府舌戰群儒，對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進行了辯護。因為(wei) 鹽鐵專(zhuan) 營問題最為(wei) 突出，是會(hui) 議的首要議題，所以後人就將此次大會(hui) 稱為(wei) “鹽鐵之會(hui) ”。
講到這裏，我要解釋一下為(wei) 什麽(me) 鹽和鐵這兩(liang) 種東(dong) 西這麽(me) 重要。先說鹽。鹽的稅收，是大部分封建王朝賴以生存的經濟支柱。原因很簡單，鹽這種物品太特殊了。它是人類生產(chan) 和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社會(hui) 需求量大，消費彈性極小，而且成本很低。在封建社會(hui) 大部分生產(chan) 和生活資料自給自足的情況下，鹽卻不可能自給自足，必須從(cong) 外界獲得，隻要控製住了生產(chan) 源頭，就可以寓稅於(yu) 價(jia) ，在百姓尚能接受的範圍內(nei) 提高價(jia) 格，大量掠奪民間的財富了。鐵的情況與(yu) 鹽類似，但重要性要弱於(yu) 鹽，所以有的朝代實行專(zhuan) 賣，有的朝代則視為(wei) 一般商品。鹽鐵由國家專(zhuan) 營，據說始於(yu) 管仲，但明確實施，則始於(yu) 漢武帝時期的桑弘羊。
這場辯論會(hui) 的三十年後，桓寬根據當時的會(hui) 議記錄，並經與(yu) 會(hui) 儒生朱子伯的幫助，自己又加潤飾補充，整理成《鹽鐵論》一書(shu) 。該書(shu) 共60篇，每篇根據其內(nei) 容各有題目。書(shu) 中兩(liang) 派人物的觀點針鋒相對，互相駁詰間，有如兩(liang) 刃相割，時或閃現出思想與(yu) 智慧的光芒，不時穿插人物的動作與(yu) 神情，彷佛又將我們(men) 帶回幾千年前那唇槍舌戰的辯論現場。全書(shu) 雖然字數不多，但幾乎涉及到了漢武帝一朝的經濟政策及相關(guan) 的政治、軍(jun) 事、文化思想等全部重大問題，且要言不煩，對於(yu) 我們(men) 了解西漢乃至整個(ge) 封建王朝的經濟、政治運作都大有裨益。
具體(ti) 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製”所出自的《憂邊》一篇，討論的是軍(jun) 費開支是否能夠成為(wei) 鹽鐵專(zhuan) 賣的理由。桑弘羊認為(wei) ，邊境戰爭(zheng) 需要大量的開支，所以鹽鐵政策不能少。況且鹽鐵製度是先帝漢武帝起就實施的政策，難道你們(men) 想損害他的聖德嗎？而賢良文學的意見則是：回到禮義(yi) ，人民自然安定，國家自然富裕。現在天下統一，隻要我們(men) 對匈奴實施仁義(yi) ，北方落後民族自然心向中央，所以政府不需要鹽鐵專(zhuan) 賣來獲得額外的收入。另外，改變先帝的政策並不意味著對先王聖德的損害，所謂“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製”，根據具體(ti) 情況的不同而製定相應的政策，把國家治理好，才是對先王最大的尊重。
這次辯論的結果如何呢？按照桓寬的記載，桑弘羊主動向賢良文學求和解，所以應該是賢良文學贏了。會(hui) 後，酒類專(zhuan) 賣被取消，但鹽鐵專(zhuan) 賣卻一直保留了下來。
鹽鐵大會(hui) 上的唇槍舌戰已經消歇了，但“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製”卻一直閃耀著智慧的光芒。中國幾千年的曆史已經證明，曆史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誰能夠順應時代，做出調整，誰就能夠獲得成功；誰不能順應曆史潮流，泥古不化，或故步自封，誰就不會(hui) 有好的結果。
正麵的例子我們(men) 不需要別舉(ju) ，召開這次“鹽鐵大會(hui) ”的漢昭帝與(yu) 輔政大臣霍光，就是現成的例子。
武帝死後，漢昭帝和霍光必須麵對的，就是漢武帝的政治遺產(chan) 。武帝時代的內(nei) 外政策，以對外開邊征伐為(wei) 第一原動力。這當然有其不得已與(yu) 合理之處。但接連用兵四夷，特別是遠征匈奴，也逐漸導致了朝廷財政的大量虧(kui) 空。到元狩四年，衛青、霍去病遠征漠北後，已經陷入“財匱，戰士頗不得祿”（《史記·平準書(shu) 》）的尷尬境地。在這種財政緊張的狀況下，漢武帝一方麵采用桑弘羊的建議，對鹽鐵酒等物資實行專(zhuan) 營，另一方麵，又設立許多名目，對百姓尤其是工商階層橫征暴斂。特別是“算緡”，更是接近明目張膽的掠奪。按照“算緡令”的規定，商人要繳納資產(chan) 稅，每兩(liang) 千錢要繳納120錢。如果不按照規定繳納，一經舉(ju) 報，舉(ju) 報人可以得到被舉(ju) 報人一半的家產(chan) ，其餘(yu) 充公。這一紙“算緡令”，幾乎讓中產(chan) 之家全部破產(chan) 。這種殺雞取卵的危險措施，嚴(yan) 重挫傷(shang) 了工商業(ye) 者的積極性，讓天下“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chan) 業(ye) ”。外事征伐、內(nei) 興(xing) 聚斂，造成民生不安，違法者眾(zhong) ，於(yu) 是又不得不任用酷吏以鎮壓。這樣，漢武帝死後，留下的是一個(ge) 表麵華麗(li) ，內(nei) 裏卻千瘡百孔的大漢王朝。
霍光作為(wei) 第一輔政大臣，在權力基本穩定之後，就要糾正漢武帝當年的一些不當行為(wei) ，但以桑弘羊為(wei) 代表的一些守舊大臣並不太讚同。漢昭帝和霍光在權力穩定後召開“鹽鐵會(hui) 議”，利用儒生所反映出來的民意為(wei) 輿論先導，既打壓了以桑弘羊為(wei) 首的一批不願意改革的守舊派官僚，也為(wei) 此後一係列政策的轉變做好了輿論和人心上的鋪墊。在這次會(hui) 議之後，雖然沒有也不可能廢除鹽鐵的專(zhuan) 營，但畢竟廢除了酒類專(zhuan) 賣，給民間工商業(ye) 多了一條賺錢的門路。此後更是推行“與(yu) 民休息”的政策，將公田給貧民耕種，貸給農(nong) 民種子、口糧，免除部分賦稅、徭役，降低鹽價(jia) ，與(yu) 匈奴保持友好關(guan) 係。這些措施符合賢良文學提出的“行仁政，以德治國”的意見，所以也受到儒家知識分子的廣泛歡迎。因為(wei) 內(nei) 外措施都處理得當，漢武帝後期遺留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控製，西漢王朝衰頹的趨勢得以扭轉，“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在“文景之治”後，昭帝又和他的繼任者宣帝一起開創了“昭宣中興(xing) ”，使得西漢王朝又出現了幾十年和平興(xing) 旺的景象。
反麵的例子，我們(men) 可以舉(ju) 出王莽。之所以是王莽，是因為(wei) 王莽和霍光一樣，都是漢室的外戚，麵對的都是問題重重的社會(hui) 局麵。但王莽的改製，卻不像霍光與(yu) 漢昭帝那樣因時而變、隨事而製，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相應的調整，而是以《周禮》為(wei) 藍圖“托古改製”，在生產(chan) 力、生產(chan) 經濟狀況已經完全和周朝初年不一樣的狀況下，向著這部儒家經典所描繪的遠古理想社會(hui) 大踏步地倒退。王莽的改製，用一個(ge) 詞來形容，就是“食古不化”。他屢次改變幣製，更改官製與(yu) 官名，以王田製為(wei) 名恢複“井田製”，把鹽、鐵、酒、幣製、山林川澤收歸國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建立五均賒貸（貸款製度）、六筦政策，以公權力平衡物價(jia) ，防止商人剝削，增加國庫收入。刑罰、禮儀(yi) 、田宅車服等儀(yi) 式，也要恢複到西周時代的模式。
結果可想而知。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啊。已經被曆史淘汰的舊製度，怎麽(me) 可能解決(jue) 社會(hui) 發展遇到的新問題呢？由於(yu) 政策多迂闊不合實情，這就使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且時常朝令夕改，這就使官吏不知所雲(yun) ，無所適從(cong) 。王莽的改製，不僅(jin) 沒有挽救西漢末年的社會(hui) 危機，反而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的結果，就是天下大亂(luan) ，他自己也被殺身死，梟首示眾(zhong) 。
霍光與(yu) 王莽，兩(liang) 人同是外戚，同是權臣，當他們(men) 登上權力的巔峰時，手裏的牌是差不多的。但一個(ge) 懂得“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製”的道理，將漢室帶到了一個(ge) 新局麵，自己也名垂青史；另一個(ge) 則食古不化、死守著教條，最終身死國滅，成為(wei) 千古笑談。個(ge) 中道理，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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