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事，不難於(yu) 立法，而難於(yu) 法之必行。”2014年10月23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第二次全體(ti) 會(hui) 議上的講話中引用的，總書(shu) 記說：“‘天下之事，不難於(yu) 立法，而難於(yu) 法之必行。’依法治國是我國憲法確定的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而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國，關(guan) 鍵在於(yu) 黨(dang) 能不能堅持依法執政，各級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各級政府必須依法全麵履行職能，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wei) 、法無授權不可為(wei) ，健全依法決(jue) 策機製，完善執法程序，嚴(yan) 格執法責任，做到嚴(yan) 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由古語引到今事，創新而又務實，引人深思。
“天下之事，不難於(yu) 立法，而難於(yu) 法之必行”，出自張居正《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張居正塑像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幼名張白圭，江陵（今湖北荊州）人，萬(wan) 曆年間內(nei) 閣首輔，官至太師、太傅，贈上柱國，諡文忠，著有《張太嶽集》《書(shu) 經直解》《帝鑒圖說》等。張居正是明朝中後期傑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張居正在任內(nei) 閣首輔十年中，實行了一係列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軍(jun) 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淩雲(yun) 翼、殷正茂等名將，邊境為(wei) 之肅然；吏治上解決(jue) 了官僚爭(zheng) 權奪勢、玩忽職守的腐敗之風。從(cong) 曆史大局看，張居正新政無疑是繼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際革新之後直至近代前夜影響最為(wei) 深遠、最為(wei) 成功的改革。正因為(wei) 如此，張居正就贏得了後人的崇高禮讚。如明代大思想家李贄稱讚他是“古今宰相之傑”；梁啟超稱讚他是“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著名曆史學家黎東(dong) 方先生更說他不僅(jin) 是明朝唯一，也是整個(ge) 中國曆史上漢朝以來所少有的大政治家，隻有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強可以與(yu) 他相比。
為(wei) 什麽(me) 張居正的改革能夠取得如此的成功呢？除了政策的製定切中了大明的時弊、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洪流之外，一個(ge) 關(guan) 鍵性的要素在於(yu) 張居正綜核名實，創造性地發明了“考成法”。而《考成法》的提出和實施，正是以《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為(wei) 標誌和起點的。在這份奏疏中，張居正說：“蓋天下之事，不難於(yu) 立法，而難於(yu) 法之必行；不難於(yu) 聽言，而難於(yu) 言之必效。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xing) 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核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為(wei) 君，禹皋為(wei) 佐，亦恐難以底績而有成也。”意思是：“立法不是難事，讓法律得到良好的貫徹執行才是難事；聽人勸告不是難事，真正聽得進去並且做出實際行動才是難事。如果考察一件事情，不看它的最終結果；發起一件事情，卻不去多次考察；上級沒有綜合考核的意識，做事的人又懷著敷衍塞責的想法，那麽(me) 就算是堯舜做君主，大禹、皋陶來輔佐，恐怕也很難做出一番業(ye) 績。”落實在具體(ti) 政策上，就是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屬官員應辦的事情定立期限，並分別登記在三本賬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冊(ce) ，另一本送六科，最後一本呈內(nei) 閣而後六部和都察院按賬簿登記，逐月進行檢查。對所屬官員承辦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須登出一件，反之必須如實申報，否則以違罪處罰；六科亦可根據賬簿登記，要求六部每半年上報一次執行情況，違者限事例進行議處；最後內(nei) 閣同樣亦依賬簿登記，對六科的稽查工作進行查實。這就在製度上保障了改革落措施真正能夠落到實處。以此為(wei) 依據，張居正“信賞罰”，“持法嚴(yan) ”，通過嚴(yan) 格的層層督察與(yu) 嚴(yan) 密的考核考績，使各級政府一時形成了“一切不敢飾非，政體(ti) 為(wei) 肅”的清明政治局麵，大小官吏辦事謹嚴(yan) ，朝廷的政令“雖萬(wan) 裏外，朝下而夕奉行。”一掃從(cong) 前官吏辦事推諉、扯皮的現象，官員精神麵貌為(wei) 之一振。
“萬(wan) 曆新政”的成功，說明了“法之必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曆史上一些失敗的改革，則說明了張居正“天下之事，不難於(yu) 立法，而難於(yu) 法之必行”這一情況的普遍存在。比如“王安石變法”。為(wei) 了改變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麵，王安石以“理財”和“整軍(jun) ”為(wei) 核心，提出了囊括政治、經濟、軍(jun) 事等多個(ge) 方麵的改革措施，比如青苗法、募役法、農(nong) 田水利法、均輸法等等。為(wei) 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夙興(xing) 夜寐，無一日之懈”（王安石《上皇帝萬(wan) 言書(shu) 》），鞠躬盡瘁，費盡心力。王安石的改革最後以失敗而告終。個(ge) 中原因，除了被觸動利益的階級組織反抗外，就是變法過程中那些不合時宜的舉(ju) 措和糟糕的執行。比如，為(wei) 了抑製豪強兼並土地而頒行的青苗法，本來不是強製的，實際執行過程中卻常常強行攤派給農(nong) 民；規定利息是百分之二十,實行操作起來往往超過這個(ge) 比率。同時代的政治家韓琦就批評這種現象說：“官放息錢，與(yu) 初抑兼並、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本來是為(wei) 了改善農(nong) 民生計的政策，卻因為(wei) 執行不力或執行走樣，而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百姓不再信服，既得利益群體(ti) 又拚命反對，則變法的失敗也就可想而知了。
從(cong) “萬(wan) 曆新政”“王安石變法”這一成一敗的曆史中，我們(men) 至少可以汲取三點經驗教訓。
第一，法規政策得到實施的前提條件，是要保證法為(wei) 善法。所謂“善法”，不僅(jin) 指出發點和內(nei) 容是順應曆史發展潮流、於(yu) 國於(yu) 民有利的，還必須保證的一點，就是法規政策必需是務實的，關(guan) 照到實際的情況，考慮到可能出現的問題，具有良好的可執行性。這也就是《商君書(shu) ·壹言》中所說的：“法不察民情而立之，則不威。”法令政策的生命力在於(yu) 執行，所以在立法之初，就一定要考慮到它的可執行性。
第二，法規政策要得到良好的實施，還要有製度作為(wei) 保障。以萬(wan) 曆新政而言，所以能夠得到很好的實施，是以“考成法”作為(wei) 保障的。張居正以內(nei) 閣控製六科，六科督察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撫按官，再以兩(liang) 司督察府州縣官，這就架構了完整的考成體(ti) 係。在此考成體(ti) 係之上，所有待辦的事件，無不克期而辦，必須做到事事有著落，件件有回音，而後以執行的優(you) 劣作為(wei) 考核的標準。製度的保障，為(wei) “萬(wan) 曆新政”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法規政策的良好落實還需要當政者以身作則，需要公平公正的態度。
在這方麵，中國的古聖先賢留下了許多智慧的話語。管仲說：“禁勝於(yu) 身，則令行於(yu) 民；上不行法則民不從(cong) 彼。”（《管子·法法》）孔子也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論語·子路篇》）為(wei) 官者的一言一行都影響著民眾(zhong) 對法規政策的態度。老百姓習(xi) 慣性地要求官員應當是有高尚政治品德的人，把官員看成是國家政府的代表，為(wei) 官者自身的正直品行、遵紀守法就是對民眾(zhong) 的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如果官員自己帶頭不遵守法律，又怎麽(me) 能要求民眾(zhong) 對法保持敬畏之心呢？
公正是一切法規暢行的基礎。《戰國策·秦策一》在評價(jia) 商鞅治秦的成就時稱讚道：“法令至行，公正無私。”《商君書(shu) ·勒令》也說：“法平則吏無奸。”由此可見，執法的公平公正是推行政策的必要條件。公正，就意味著無論身份、地位、財富等的高低多寡，隻要觸犯法律，就必須受到應有的懲罰，隻要做了好事，就應當依法給予獎勵。《韓非子·有度》說：“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天下之事，不難於(yu) 立法，而難於(yu) 法之必行”，說的是執法中依法落實的重要性。推而廣之到每個(ge) 人身上，其實也在告誡我們(men) ：萬(wan) 事說來容易做來難，但事情隻有做出來才是有意義(yi) 的，這就愈發凸顯出腳踏實地的重要性。天下的道理說來說去就是那些，真正能將這些道理貫達到生活中的則少之又少。我們(men) 要想不斷進步，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就一定要把口頭的大道理落實到實際行動中去，這個(ge) 過程或許困難，或許痛苦，但收獲的將是全新的世界。
法律從(cong) 出現的第一天起，就是為(wei) 了被執行；道理從(cong) 被講出的那一刻起，就應該付諸行動。對國家，對集體(ti) ，對個(ge) 人，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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