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luan) ，事劇而功寡”,是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第二次全體(ti) 會(hui) 議上提到加快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國家時引用的經典名句。習(xi) 總書(shu) 記指出：“必須堅持從(cong) 中國實際出發。走什麽(me) 樣的法治道路、建設什麽(me) 樣的法治體(ti) 係，是由一個(ge) 國家的基本國情決(jue) 定的。‘為(wei) 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luan) ，事劇而功寡。’全麵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從(cong) 我國實際出發，同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適應，既不能罔顧國情、超越階段，也不能因循守舊、墨守成規。”
“為(wei) 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luan) ，事劇而功寡”的出處，是《商君書(shu) 》的《算地》篇，其大概意思就是，治理國家，隻有在充分考察風俗的基礎上，才能製定合適的法規；隻有在弄清國情的基礎上，才能抓住國家的根本任務。如果不觀察當時的風俗，不抓住國家的根本任務，那麽(me) 法令製定後民眾(zhong) 就會(hui) 混亂(luan) ，政務再繁忙也沒有什麽(me) 效果。
中華書(shu) 局出版的《商君書(shu) 》
商鞅是對中國曆史文化影響最為(wei) 重大的人物之一。“商鞅變法”奠定了秦國強盛的基礎，為(wei) 後來吞並六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不過，商鞅的改革，也因觸動了秦國一大批舊貴族的觀念和利益而受到他們(men) 的切齒痛恨，所以，等到信任商鞅的秦孝公一死，舊貴族們(men) 就對商鞅群起而攻之。商鞅最後的結局，是受到車裂，也就是“五馬分屍”的酷刑而死。
商鞅雖死，但他所創製的一係列製度卻被後世秦王所繼承，其中包括處死他的秦惠文王在內(nei) ，而其思想也完整地保留在了商鞅及其後學所著的《商君書(shu) 》中。《商君書(shu) 》總共26篇，《算地》是其中的第六篇。這篇文章談到的問題很多，而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清算國家的各類土地資源並充分利用之，刺激百姓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積極性，同時堵住工商業(ye) 等其他一切財富出口，讓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成為(wei) 百姓致富的唯一手段，隻有如此，國家才能實現富足。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須要對本國的民情、國情有充分的了解，所謂“為(wei) 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luan) ，事劇而功寡”。
商鞅改革的成功，本身就證明了“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這一主張的正確性。
對於(yu) 當時的風俗人心，商鞅有著極其客觀冷靜的觀察。在商鞅看來，人最基本的特點，就是餓了要尋找食物，勞累了要尋求安逸，痛苦了要尋找歡樂(le) ，屈辱了要追求榮耀。一言以蔽之，無非是“名”與(yu) “利”兩(liang) 個(ge) 字罷了。如果國家的法律政策不能滿足百姓對於(yu) 利益與(yu) 功名的追求，那麽(me) 法律政策就會(hui) 成為(wei) 一紙空文。所以，國家要做的，就是要因勢利導，把百姓對於(yu) 名利的追求引導到對國家有利的方向上來。
對於(yu) 戰國時期包括秦國在內(nei) 的各國國情，商鞅也有著清晰的認識。在商鞅看來，諸侯們(men) 擁有廣闊的國土，但糧食的儲(chu) 備卻明顯不足；國君們(men) 並非不聰明，但建立的功業(ye) 卻遠遠不能與(yu) 他們(men) 本身所具有的才能相配。究其原因，就是因為(wei) 治理國家的基本政策出了問題。國家的根本是農(nong) 業(ye) ，但國君們(men) 重視的卻不是農(nong) 民，而是儒生、隱士、商賈、勇士、工匠這五類人。儒生的資本在於(yu) 巧言善辯，隱士的資本在於(yu) 他的高潔心誌，勇士的資本在於(yu) 勇氣，手工業(ye) 者的資本在於(yu) 一雙巧手，商人的資本在於(yu) 他自身。這些人的資本隨身攜帶，以四海為(wei) 家，所以是不會(hui) 替某個(ge) 國家賣命的。重視任用這五類人，以他們(men) 為(wei) 表率，百姓就不會(hui) 安於(yu) 務農(nong) ，也不會(hui) 為(wei) 國家賣命，國家自然就難於(yu) 治理。
正是在對當時的風俗人心及秦國國情了解的基礎上，商鞅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張。既然原有的井田製已經妨礙了對土地的充分利用，不利於(yu) 發揮人們(men) 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積極性，那麽(me) 就廢除井田製，承認土地私有；既然交納賦稅是以家庭為(wei) 單位的，那麽(me) 就把大家庭打碎，分化出更多的小家庭，家裏如果有兩(liang) 個(ge) 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須加倍交稅；既然農(nong) 業(ye) 是國家的根本，那麽(me) 就大力獎勵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同時對工商娛樂(le) 等影響百姓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積極性的行業(ye) ，進行嚴(yan) 格的抑製；既然百姓有對榮譽地位的渴望，那麽(me) 就獎勵軍(jun) 功，廢除原有的世卿世祿製。而其核心理念，就是所謂“利出一孔”“驅農(nong) 歸戰”——把其他所有利益的出口全部堵死，隻給百姓提供一個(ge) 與(yu) 國家利益一致的出口，這個(ge) 出口就是“農(nong) 戰”：要想獲得財富，你就得努力耕地；要想獲得榮譽地位，你就得走向戰場。老百姓在內(nei) 竭力種地，國家就會(hui) 富足；對外拚死作戰，就能戰勝敵國。這樣，就把國家的目的和百姓對於(yu) 功利的追求緊緊地結合在了一起。
對於(yu) 商鞅及其主張，曆史上的評價(jia) 呈現出明顯的兩(liang) 極分化態勢。讚同他的，說他的改革順應了曆史的潮流，不僅(jin) 功在當時，並且利在千秋，影響了中國幾千年；批判他的，則說他“內(nei) 行刀鋸，外用甲兵”，加劇了人民的痛苦，造成了文化的倒退。但不管怎樣說，都無法否定這樣一個(ge) 事實：商鞅變法之前，秦國隻是一個(ge) 落後的國家；商鞅變法之後，秦國則一躍成為(wei) 當時最強盛的國家。它不僅(jin) 徹底改變了當時的政治格局，也改變了此後中國曆史的走向，後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行政框架，基本上是以商鞅的架構為(wei) 基礎的。所以，站在一個(ge) 改革家的立場上，他無疑是非常成功的。
其實，“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並非商鞅一人的洞見。曆史上那些成熟的政治家，都對此有著深刻的體(ti) 察和理解。比如春秋時期的齊相管仲就說：“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luan) 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cong) 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曆史也證明，任何一次成功的變革，任何一項合理政策的推出，都是建立在對當時風俗人情仔細考察、對本國國情充分了解的基礎之上的。
比如漢武帝的“推恩令”。漢朝初年，諸侯國土地遼闊、實力強大，是朝廷中央的一個(ge) 心腹大患。漢景帝時，既沒有考慮到人類害怕失去的天性，也沒有考慮到諸侯國強大的武力，於(yu) 是簡單粗暴地采用“削藩”的政策，結果激起了“七國之亂(luan) ”。漢武帝則不然。他采納了主父偃的建議，將漢朝原來的各諸侯國土地由嫡長子單獨繼承的製度，改為(wei) 所有的諸侯子弟均有權繼承。明眼人一望而知，所謂“推恩”，其實也是“削藩”，但這個(ge) “削藩”是由各諸侯那些原本沒有繼承權的非嫡長子來完成的，這既符合了朝廷鞏固中央集權的需要，又避免了諸侯國武裝反抗的可能。所以在漢武帝實行“推恩令”的過程中，幾乎沒有受到什麽(me) 阻力。“推恩令”頒布後不久，諸侯王的支庶得以受封為(wei) 列侯，不少王國也先後分為(wei) 若幹侯國。這樣，漢武帝不用使用武力，各諸侯國自己就分崩離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在不長的時間裏便煙消雲(yun) 散、化為(wei) 烏(wu) 有了。
“觀俗立法，察國事本”的反麵，當然就是“不觀時俗，不察國本”，而其結果，就是“法立而民亂(luan) ，事劇而功寡”。
比如“王莽改製”。盡管王莽因為(wei) 改革失敗而受到種種詬病，但翻閱史料，我們(men) 其實還是能發現，站在目的上來講，王莽也是要通過改革來化解西漢末年出現的種種嚴(yan) 重的社會(hui) 矛盾。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就是過於(yu) 理想主義(yi) ，既對世態人心缺乏深入的洞見，又對當時的國情缺乏真實的了解，心中懷著對周公之道的由衷敬仰，就要把這一套東(dong) 西完整地再現人間。他仿照《周禮》的製度推行新政，屢次改變幣製，更改官製與(yu) 官名，以王田製為(wei) 名恢複“井田製”，把鹽、鐵、酒、幣、山林川澤收歸國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建立五均賒貸（貸款製度）、六筦政策，以權力平衡物價(jia) ，防止商人剝削，增加國庫收入。王莽施行的各種政治、經濟措施，雖然目的是要解決(jue) 社會(hui) 危機，維護其統治，但這些嚴(yan) 重脫離實際的措施，既觸動了豪強地主、富商大賈乃至一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也給廣大下層百姓帶來了巨大的幹擾，從(cong) 而進一步激化了西漢後期以來日益尖銳的社會(hui) 矛盾，使王莽成為(wei) 社會(hui) 各個(ge) 集團、各個(ge) 階層的眾(zhong) 矢之的，而其改革的失敗乃至身死國滅，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鑒古是為(wei) 了知今。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是在談到中國的法治建設時引用“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這句名言的，但其意義(yi) ，卻不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法治建設。這就是，中國的事，是由中國的基本國情決(jue) 定的，所以無論做什麽(me) 事情，都必須堅持從(cong) 中國的實際出發，既不能罔顧國情、超越階段，也不能因循守舊、墨守成規。因時因地製宜，實事求是，才能富有成效地解決(jue) 問題。國家如此，地方如此，部門如此，具體(ti) 到我們(men) 個(ge) 人，又何嚐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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