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

　　“為(wei) 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luan) ，事劇而功寡”,是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第二次全體(ti) 會(hui) 議上提到加快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國家時引用的經典名句。

　　這句名言的出處，是《商君書(shu) 》的《算地》篇，其大概意思就是，治理國家，隻有在充分考察風俗的基礎上，才能製定合適的法規；隻有在弄清國情的基礎上，才能抓住國家的根本任務。如果不觀察當時的風俗，不抓住國家的根本任務，那麽(me) 法令製定後民眾(zhong) 就會(hui) 混亂(luan) ，政務再繁忙也沒有什麽(me) 效果。

　　商鞅是對中國曆史文化影響最為(wei) 重大的人物之一。“商鞅變法”奠定了秦國強盛的基礎，為(wei) 後來吞並六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不過，商鞅的改革，也因觸動了秦國一大批舊貴族的觀念和利益而受到他們(men) 的切齒痛恨，所以，等到信任商鞅的秦孝公一死，舊貴族們(men) 就對商鞅群起而攻之。商鞅最後的結局，是受到車裂，也就是“五馬分屍”的酷刑而死。

　　商鞅雖死，但他所創製的一係列製度卻被後世秦王所繼承，其中包括處死他的秦惠文王在內(nei) ，而其思想也完整地保留在了商鞅及其後學所著的《商君書(shu) 》中。

　　《商君書(shu) 》總共26篇，《算地》是其中的第六篇。這篇文章談到的問題很多，而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清算國家的各類土地資源並充分利用之，刺激百姓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積極性，同時堵住工商業(ye) 等其他一切財富出口，讓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成為(wei) 百姓致富的唯一手段，隻有如此，國家才能實現富足。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須要對本國的民情、國情有充分的了解，所謂“為(wei) 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luan) ，事劇而功寡”。

　　商鞅改革的成功，本身就證明了“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這一主張的正確性。

　　正是在對當時的風俗人心及秦國國情了解的基礎上，商鞅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張。既然原有的井田製已經妨礙了對土地的充分利用，不利於(yu) 發揮人們(men) 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積極性，那麽(me) 就廢除井田製，承認土地私有；既然交納賦稅是以家庭為(wei) 單位的，那麽(me) 就把大家庭打碎，分化出更多的小家庭，家裏如果有兩(liang) 個(ge) 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須加倍交稅；既然農(nong) 業(ye) 是國家的根本，那麽(me) 就大力獎勵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同時對工商娛樂(le) 等影響百姓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積極性的行業(ye) ，進行嚴(yan) 格的抑製；既然百姓有對榮譽地位的渴望，那麽(me) 就獎勵軍(jun) 功，廢除原有的世卿世祿製。而其核心理念，就是所謂“利出一孔”“驅農(nong) 歸戰”——把其他所有利益的出口全部堵死，隻給百姓提供一個(ge) 與(yu) 國家利益一致的出口，這個(ge) 出口就是“農(nong) 戰”：要想獲得財富，你就得努力耕地；要想獲得榮譽地位，你就得走向戰場。老百姓在內(nei) 竭力種地，國家就會(hui) 富足；對外拚死作戰，就能戰勝敵國。這樣，就把國家的目的和百姓對於(yu) 功利的追求緊緊地結合在了一起。

　　“觀俗立法，察國事本”的反麵，當然就是“不觀時俗，不察國本”，而其結果，就是“法立而民亂(luan) ，事劇而功寡”。

　　鑒古是為(wei) 了知今。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是在談到中國的法治建設時引用“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這句名言的，但其意義(yi) ，卻不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法治建設。這就是，中國的事，是由中國的基本國情決(jue) 定的，所以無論做什麽(me) 事情，都必須堅持從(cong) 中國的實際出發，既不能罔顧國情、超越階段，也不能因循守舊、墨守成規。因時因地製宜，實事求是，才能富有成效地解決(jue) 問題。國家如此，地方如此，部門如此，具體(ti) 到我們(men) 個(ge) 人，又何嚐不是如此呢？

專(zhuan) 欄：習(xi) 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chuan) 統文化智慧